随笔

关于思念

Neko — Fri, 14 Feb 2025 00:00:00 GMT

拭了拭啤酒罐上的灰尘，拉开环。

它叫青岛。货架上无人问津时，它可会思念青岛？

似一股细流，涓自我心里流出。

滴灌至我身体各地。

暖的，偏酸，不甚舒服，偶引会心一笑，时又气叹，或睁不开眼。

总归，思念的感觉，怪怪的。

很少有人去把玩一番思念的模样，至少我想不起来，至少我没有做过。我看不见它，我却能感受到它。我也不懂这是谁的发明。

这东西，有形状？

一团软糯的水？黏黏腻腻的。不去管，它就在那里打滚，可我伸手，又捏不住。只得花些精神打整溅湿的脸。圆的？方的？三角？都不是，至少它不可能会是这般完美的几何。
再睁开眼，它仍在那里耍赖。

这东西，有声音？

我不想听又见咕哝引我侧目。我若是注意它，侧耳时却含糊不清起来。道得不明不白，也不知从何起。
却是有个来的方向，有个去的方向。

这东西，有节奏？

一堵一堵的，跟那道上行车一样。前面塞上了，我装在盒子里只得一顿一顿通过。这期间，时或莫名傻笑，多有焦虑忧伤抖腿不已，不然就做点当下能做的事，最好是晕车睡过去逃避掉。但我知不管怎么做，我都在等待终点，即便不知是到好站，还是坏站。
愿望是好的，不然我为何要颠沛？

这东西，有韵律？

没有，我可以肯定，至少我掌握不了。说来就来，说不来就不来，高低它说了算。如果唱歌要和这齐平，那我定是那街上的疯子。一想起小伙站那横竖看还凑合，未料开口就咿呀啊哇不知所云。我除了吓个踉跄还能嗤笑几声。
笑完也只得虚着眼缩着脸吸口气，吐出来时摆着头。

这东西，有大小？

说它大，抬头把天都遮了去，干什么也在其影子下。说它小，又能一把摆开我好忙些该忙的。只是这东西好似拉着细绳栓在门梁上，摆开了又回来再跑去那边，嘀嘀嗒嗒像台吊钟，只是和时间无关。若是不忙，我尚可盯着发呆，试图杀死它。可忙碌时见了又甚烦，挥之不去。
不如径直取下来做成吊坠，走到哪也挂在脖颈，戴在胸前。

这东西，有味道？

酸的，有时也带点甜，苦味也有，不至于辣这般明显汹涌。像喝一口干葡萄酒，初涩，后味道杂陈。如果舌头是个指针，这些味道就转着圈儿来。转盘上再接再厉占得最大，那酸就是不中奖。谁无趣转盘子取这些味道，但架不住它一直转。
总能舔到一种味道。

这东西，有色彩？

先说它是不是光。我想是。照进来的一束光。阳光可见的部分尚能解离出七种，在灰色的背景下，这东西偶尔透出点颜色不让人惊讶。要是顺着向源头看去，那边该是更好看。
奈何太亮，看久了会被刺激到，引得眼也润，鼻子也酸。

这东西，有材质？

不知道用什么能烹饪出这东西，也不知咀嚼起来怎么样。不用手去摸是因为舌头的触感最敏锐。是蛋糕？不对，太轻松了，发酵透气的孔洞软绵，没有那样连续。是米饭？不对，一粒一粒太清晰，即便煮成粥也不比这东西模糊。牛奶？太温柔了，它可以凶得很，连续却没这等丝滑，常有不平。那是什么？手工冲制的糍粑？倒有些相似。黏腻的扯不开，捏了又软乎的摸不到形，想撒手也麻烦得紧。嚼在嘴里总有粗粝的磕绊，会忍不住用力来几下，咬牙切齿。入口时沾点参糖豆粉，带点甜，带点香气，只是多咬嚼几个回合酸的苦的也能出来，吞咽又恼火，费了口舌脸却累了。
喂下去要使些劲，噎死人也是有的。

这等好东西，上哪里去取？不知所起，兴是一场春雨后便萌了出来，长个几“年”，开得到处都是。喝的一口啤酒，听的一首曲子，看的一本书，做的一个梦，对面窗里的一盏氤氲，车灯照亮的鹅毛，站台的轻风，路上的行人，皴裂的跑道，远方的云，掠过的飞行机，穹顶的星星，绽开的花火，流淌的江水，安静的阶梯，转动的踏板，迎面的冷风，滑落的链条，温暖的帽子，手机的震动，骗人的红点...开得到处都是。
粮食也像这般丰饶，大抵我自己就能养活全世界罢。

当我把这东西兑进咖啡里时，便知晓了歌里唱着咖啡醉人是怎的境况。

是日，路上人们开口之乎者也今夜月色真美。我抬头看看，问他何出此言？
对面径自指着夏目漱石支支吾吾不敢看我。我就知道这个世界是贫瘠的。
我比你刻薄。

我没你刻薄。

我总是面朝疾风的，也总是害怕的。

关于思念，是在心旅行的时候，用音乐讲是「心が旅立つ時」。

是悠扬的，纯粹的东西。

镜子前

Neko — Wed, 22 Jan 2025 00:00:00 GMT

对面的我凝视着我。

问我，

“我有多久没哭过了？”

大抵有多久没哭出来过，感性就被压在行囊底多实。

我想我不可再继续向前。

我应停下，生一堆火，坐下来，摊开细软，解一解领扣，和自己面对面。

我问，

“我是个怎样的人，要做怎样的人？”

真诚，纯粹，专注，优雅，四个象限在罗盘是否仍能看清？

勇气的形式有疾风骤雨，是冲动。勇气的形式有古井无波，是冷静。少一个，不完整。

问我，

我问， ......

对话必须持续，直到我哭出来。

把哭不出来的自己弄哭，不简单。

于镜子前

二零二五年一月廿二日

从微信对人表达的压抑出发

Neko — Wed, 07 Jul 2021 00:00:00 GMT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以一种同自身相悖的聒噪之态于微信及朋友圈活跃。

这是我要求的。

之所以是我要求，在于用实践验证我作为一个存在于世界，社会中的个体，我表达的欲望，到底是自身天性所限，或是受某些因素而限，抑或由多方限制。

这似一种行为艺术，一种社会实验，该实践的主要观察对象自我本身出发，而参与者也是所有看到我发出信息之人。  微信发布已近十年，悄然侵入你我生活成为日常一份。

不论是因生活充实无须表达，或生活枯燥无可表达，在微信，但凡你要说点什么，你总得三思，不论对人，或是对事。这一切都透过你发送前编辑的文字们被删删改改，以及要不要发出来体现。

一对一，一对多，皆是如此。

而这些斟酌背后，人又有多少分是被压抑的？

为何会被压抑？

为何会在标榜自由的互联网，仍须推来盏去？

什么是微信及为什么是微信？

微信，是一个通讯工具。

“摇一摇约炮”，仅是吆喝噱头。我不可否认吆喝的作用，但定不是人们留下的理由。

微信大行其道，我个人简单归纳为：

智能手机与互联网的普及
- 随生产力与经济的进步，从幼至老，人手一部手机终是必然，这已经由山寨机时代验证。自 iPhone 开辟将通用计算真正拓至移动领域以来，智能手机作为性能更强，功能更广的移动计算方案，取代功能机是可以预见的。这同时意味着互联网边界的拓宽，其使其真正走进每一个人的生活。而接入互联网，需要一个介面。
功能简单
- 年龄层偏上的人，因其所处时代的局限性，遗留了对计算机陌生/难以理解的问题，毫无疑问这是未被开垦的，在即将到来的任何人可简单接入互联网的时代。要将该人群划入囊中，解决的办法即是做到简单。
- 已有的早期 QQ 用户，他们是知道计算机的，但这群人也会随着年龄增长对所用工具提出要求，因日常生活开始愈发繁复，不谋而合对工具也是要求简单。
- 懒惰始终是人的共性。
- 硬件层面，早期的智能手机不能支撑太过繁杂的功能。这是不能沿用 QQ 而需另造轮子的原因。
用户基础与将用户从需求层面切割
- QQ 积攒的用户群是腾讯最大资产，在以 QQ 账户体系为核心的繁多服务集群中，每分每秒都创造着巨量利润。故不能说有了微信，QQ 就要消失，这显然对资本而言是不乐见的。如若不然，微信也不会出现。
- 微信以“面向移动互联网的下一代通讯工具“做排面，并且一开始只提供移动端。而 QQ 虽有移动化却很少粘这排面作为宣传。从工具的差异化反应出的是对人需求的切割，这个切割并不是将人一群一群切开，而是将一个人的需求一层一层切开。譬如——不论你是用手机，还是用电脑；不论你要简单的，还是和以前一样繁复；不论你想和陌生人还是熟人通讯。你的需求，都被切割并应对。是之为何微信的账号体系须为独立的，其本质是在复制现有用户群（虽然在初期一定程度是转移）。最好，你两个都要用，因为这样便可将你一个人掰成两个用户，变相的即是用户数量的增长。
- 同时已有的用户基础也为人在选择时提供了惯性。对这个惯性的利用即是可用 QQ 账号登陆微信。
账户归零
- 微信提供的另一个选择即是账户归零，因 QQ 是中国互联网相对初期的产物，而彼时对社交属性单从整个大类粗糙处理——“你好！”/“你多大？”/“你来自哪里？”/“这么巧，你也上网冲浪？”这些都是那个时代让人为之兴奋的网络交友图鉴。现今，绝大多数网友早已断了联系，虽然他们仍躺在列表中。随着手机推动的互联网普及，冲浪群体得以指数扩张，最终这个身份开始涵盖至几乎我们所有认识的人。此时，人便对通过互联网与周边人用更方便、快捷、即时的通信有了要求。但若是每个用户都自发去维护已有的列表，毫无疑问是个灾难。
- 除却联系人列表的庞大存留，基于 QQ 展开的各项服务，如 Qzone 等社交产品，也留存了足以让每个人都害羞的昨天。这些记录随着人的成长，开始变成不太愿意看到或展示的一面。这些每个人的历史，虽害羞，相信多数人仍想保留来作为人生的依据。同理，让每个人都自发去维护这些信息也是灾难。总归，人到一定程度，也是需一个新的开始。
账户实名
- 一个重要依据，微信利用新开的账号体系开始强制对手机号进行搜集，而每一个手机号对应的都是国家要求实名的用户，近乎每一个用户都是真实的。用户真实量的占比提高，同时也意味着通过大数据可以得出更加准确的推断，这于腾讯重要的广告业务大有裨益。
- 通过对用户手机通讯录的同步（虽然我个人从来拒绝同步），也让原本认识的人互相出现在对方列表。微信其实根本不想提供网友主动筛选查找的功能，但在起初又不能让人列表空白，所以只提供“附近的人”/“摇一摇”等，这些实际是对手机功能的演示来变相提供网友查找。虽然我们仍可能像从前一样让大量网友存在于联系人列表中，但显然这不是微信鼓励的。微信主要目标的是——熟人社交。
- 随着时间推移，这个主要面向熟人社交的网络开始愈发庞大。直到有一天，当身边人开始大量使用微信通讯时，每一个像我一般的人也不得不受此裹挟。
- 当体量扩张至一定程度，人与人之间的网络纵横交错已无法割离，对单个个体形成的控制就是人留下来的理由。

这是一件非常赛博的事情

目前已知，微信之所以能成为几乎所有人的选择，在于其是通过已有基础上构筑的繁杂的，将所有年龄层揉合的，面向熟人的关系网络来实现对我们的控制。

其根本在于我们是受控制的。

至此，对于个体而言用与不用微信，已经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而是不存在选择的选项。

之所以选择的选项不存在，其背后源自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亲属关系；无法轻易选择我们的工作及伙伴关系；无法随意选择我们的朋友关系。因为这一切都是存在我们人生中，真实的限制。限制的强度是在年龄的纬度随其增长呈正相关的。微信本身并不直接控制我们，而是透过我们所处的现实中存在的人际网络间接控制。

要明白，基于以上，我甚至可以说，事情发展到现在，你我这样的个体的身份都已发生改变。

你我从主体的身份逐渐转向客体，微信已经透过控制我们的关系网络反客为主。现在不是你选不选微信的问题，是微信选择了你——即你不得不使用微信。

我们的表达为何会被压抑，即使我们是在使用标榜自由的互联网？

微信虽是依托互联网平台运作，究其本质，却是一种实现映射的工具。

是对现实的抽象。

使用微信的你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映射。

这是将虚拟和现实重叠的操作！

这是一件非常赛博的事情！

为何微信会压抑我们的表达？

已知微信是对现实的映射，是将虚拟和现实重叠的操作。

那么发送信息会斟酌的原因从微信中找，与在现实中找是同一件事。

对我们表达的压抑，其本质不是微信在压抑我们，而是我们所处的社会，所处的关系网络对我们的压抑，是我们所处的现实对我们的压抑。

由此推开，这背后说明的是——我们整个的社会对于表达的压抑

是我华夏文明长久以来的民族性格，是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刻进基因的东西。诸如*“以和为贵”，诸如“关我屁事“*。

故当我们对发出之信息斟酌再三时，我们顾及的其实是从小接受的教育——讲礼、讲义、讲廉、讲耻，讲中庸，讲不要无事生非。

我们在此诸多所谓道德限制中，对于人际关系的氛围便逐渐偏向沉默是金。因为在这个复杂交织的人际关系图里，你不可能面面俱到。

不能面面俱到，是你无法说出口的理由。

纵使天性奔放，也不能做到无所顾忌，除非，从人组成的社会中脱离。

虽然西方相对于我们的文明看起来相对会开放一些。但很遗憾，他们也无法避免人际关系中对表达的制约，这似乎是人组成的社会中，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铁律。

由此可以更进一步——我们整个人类社会对于表达的压抑

在实践中，我能明显感受到来自所谓道德的约束。纵使我要求自己**“表达全开”，仍无法避免觉着尴尬和羞耻，**并且我仍不能保证做到百分百的活力全开。也即是我虽然能克服道德作出行为，但仍觉着压抑。

所以是微信压抑了我们的表达吗？

不是，是我们自己压抑了自己的表达。

是道德压抑我们的表达吗？

不完全是，抑或，来自道德的压抑只是一种表象。

道德不是一种硬性约束，是可以克服的。且道德应是对自己的要求，对别人只能是请求，期望。如若不然，他人的任何信息我们也会基于道德能指责一番。道德不是绝对的。

虽我本着研究之精神，尝试说出当即所想，当即写下当即发送，但这显然根据不同人际关系是很可能构成不同程度打扰的（其实当我使用打扰一词是，已经是主观上觉着不合适了）。按着随兴而对着随机的人，说随机的话，或是发着随机的朋友圈。按着想说便说，就反馈而言，尴尬的其实不只我自己，还有接收信息的人。

既然我可以突破来自道德的羞耻和尴尬发出信息，那突破之后又是什么让我觉着没有完全克服掉这种压抑？

是我自己。

准确的说，是从别人眼里映出的我自己。

说来讽刺，你我所受的对表达的最大压抑偏偏来自于表达本身。

若是剖开，我们所述之话语，所作之行为，都从他人之眼中投射出一个自己。我提供怎样的信息，他人便构筑怎样的我。

总归，在一般人际生活中，我们所作所为是受我们要构筑他人眼里怎样的自己控制的。而此他人眼中之自己本身就是我们要传达的信息，是指为何你我所受的对表达的最大压抑偏来自表达本身。也就是一般所谓的个人形象。

我们因对个人形象塑造的需求，不断促使对表达的修正。如若观察，会发现每个人发出的信息都或多或少在尝试输出自己的观点、看法。或许是对人生的感悟，或许是对时事的评论，或许是对社会的批评，或许是对美的赞同。通过将观点、看法输入他人眼中，是对自己塑造的过程。这可以解释为何朋友圈的发出总可能是精挑细选的，信息的发出总可能斟酌再三的。

至此，道德，我更愿称其为维护形象的一般方法。

是之为何，但凡出现违背道德的行为，此人所受之评价会产生变化，随之形象亦发生变化。

结语

互联网是自由的，但互联网自由的前提是匿名。只有当匿名的虚拟空间成立时，人才无须顾及形象，畅所欲言。

微信的存在，只是将互联网作为工具来对现实抽象。

这是为何总有人在网络上出现翻车的情况，究其原因，是在不适宜的地方提供了与事实相悖的信息。是没有厘清什么是真正的虚拟，什么不是。

对于在实践过程中见我信息之人，唤我作傻逼或是其他，我皆是欢迎，因为这是在佐证我的论证——你眼中映出的我的变化是因吾之作为引起，也是你参与实验的证明。

而表达的压抑，其根本来自我们对自身形象的在乎。

不论哪种现实，具象或抽象

有意或无意，皆是诉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说出来的世界

不论你说，还是他说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Neko — Fri, 28 May 2021 12:03:03 GMT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这样说法是肤浅的，是感性的，是没有解释清楚的。如果把学习的整个逻辑展开，其并未给出人行动的真正动机。  当一个人对某件事物感兴趣，必然是因为这人感到兴奋才会说“我感兴趣。” 兴趣，描述的不过是人的一种状态，一种亢奋的情绪。而情绪，是不稳定的。

变换一下 ——亢奋情绪是最好的老师。

显然，我也可以说 “愤怒是最好的老师”/“心动是最好的老师”/“开心是最好的老师”

看起来好似都可以成立，但也都不能摆脱情绪本身的特质——不能持久。

对于“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其根本是在表达，人为了追寻（兴趣的）亢奋而去学习。而亢奋，不过是人体对自身行动的奖惩机制的一种。

它只从表面说明了，人为什么要行动。（为了亢奋的奖励）但，并未解释人为什么会因此亢奋。（什么决定了要用奖励来催使人行动）也即是说，这句话中，学习的行动不过是人追求爽的本能。仅此而已。所以，但凡学习这件事变成了不爽，人，便停下了。开始了追求停下来的爽。

故，我可以说这句话是肤浅的，是感性的，是没有解释清楚的。肤浅在于，将一种情绪奖励作为行动的目标。感性在于，兴起，短暂，稍纵即逝。没有解释清楚在于 ——我对此提的问题 ——是什么，催生了兴趣？

什么来决定，人，做了学习这件事，要得到奖励。

什么来决定，人，做了某件事，要得到奖励。

？

「自拍」留念

Neko — Fri, 21 May 2021 19:23:03 GMT

节自「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

Neko — Mon, 17 May 2021 19:59:03 GMT

节自

宗方小太郎 •「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

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

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  我徒望之久矣。

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应乞于宫而聚义。

故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肋。

时不可失，机不复来。

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受其咎。

卿等速起。

勿为明祖所笑！

于甲午战争期间

翻译腔

Neko — Sat, 15 May 2021 10:53:03 GMT

翻译腔

唉嘿！

我的老伙计，你们一定不会想到，是的，一定不会。

呃唉...  有位漂亮姑娘，唔嗯... 是的！有位姑娘刻意地，嗯...故意坐到了我的旁边。她很漂亮。是的，就是这样！

明明有这么多，唉...那么多的座位。

我都能感觉到她侧头过来，嗯...就是把头转过来，她在偷看我，对！在偷看！是的，一定没错，我发誓！一定是这样的！

我感到，呃，我真的是，唉...对了！是紧张！我装作不知道！是的，我很紧张！

噢，我的天呐！有一种气氛...唔...你是知道的，她偷偷看我，这一直持续到...嗯...持续到... 对了！直到我的列车到站了，火车来了，是的！我等的火车到点儿了！火车才不会等我。

对，就是这样。我的上帝啊！我把我的屁股从椅子上抬走，她的眼睛就像挂在了我的身上，我都已经要上车了！我想，一定是这样的没错。

嘿！你，如果你还不信，等等...你听我说

如果你还不信，我一定会给你的屁股来上一脚，我对上帝发誓！是的，像这样，把鞋子放在你的屁股上。就像这样。（踢）

我发誓，一定会踢烂你们的屁股！

呃唉...就是这样。

翻译腔还真有够啰嗦

好吃吗

Neko — Fri, 09 Apr 2021 12:33:03 GMT

“好吃吗？”

捱着木桶至摊位顺手位置，姑娘微喘问道。

“村里就一口井，离得远。”

——“好吃。”  夹杂着窸窣的嘬食声。

“就跟你说我做的凉糕解暑，这还要感谢你帮忙提水。”

拾掇碗碟，袖口抹过汗额后，手搓围裙的姑娘微笑道。

“仲夏了，多备桶水，我也是想这路口赶路之人总有口渴的。”

——“举手之劳。”

窸窣声愈发地响。

“不热吗？”

见这怪人斗笠下裹得严实，行事却正派，姑娘愈是好奇。

“这水加上木桶也好几十斤了，我见少侠单手持也不费力，也不喘气。”

——“不热。”

食毕。

“还要来点凉糕吗？再加些水糖？”

怪人正襟危坐，仍藏在斗笠的阴影里，姑娘关切道。

“不必付钱，权当我作提水的谢礼。“

——“感谢款待。”

说话间，怪人已经站起，朝摊位姑娘微倾一鞠。

——“好吃。”

刚抬起手，姑娘欲问其去向，那顶斗笠却已移出数十步远，只余桌上一锭官银。

“少侠此去何处？”

——“去加装一个味觉传感器，下次再帮你提水。”

姑娘不知其意，愣在原地半晌。

斗笠已进羊肠十里。

多做二分之一个梦

Neko — Sat, 03 Apr 2021 10:38:03 GMT

老式的重庆话，是会把“茂”发音成“梦”的。幼时也一度以为雪梦是我的名字。即使现在仍会被家母冠以简化版的”林梦“。

别人对于成长的细节还能记起多少我不清楚，我只清楚自己从小就受许多”为什么“困扰。  到上学后有了课本，更是碍于老师的权威，问题累积更甚。我只是好奇“为什么”，却总会被书上这样写/考试这样考敷衍。如此，上学一度变为强加的任务。而死记硬背，也不过是作为学生在敷衍。

我容易专注在思考自己提出的问题上，因为我相信这是学习的方式。只是当我提出一个奇怪问题时，多会被冠以“想太多”、“胡思乱想”的帽子。当然最多的肯定是“不知道”。

因此，好奇心反倒将我推向安静与孤独。

而“胡思乱想”，却成为我的工具，足以让我因为好奇饕餮过纷繁信息后，找到看似不相干之事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可以逐步织出本质，解答“为什么”。

胡思乱想，明明可以是信息再组合的好工具。人们却只在称其为联想、想象、灵感的时候才认为是好的。

“这有什么用？”

我不是不能理解人对于钱的执着。不过对于一个交换用的中介物，太过的执着只能说明一件事——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到现今这些个“该这”、“该那”与教科书模板一样，不断将资本的目的伪装成人的欲望，掏空脑子和钱包。别人的想法一度变成你的想法，别人买的东西一度变成你买的东西，甚至别人养的娃也一度变成你养的娃。

人宁愿抱着电视剧哭也不愿面对身边真实的情感。

有多少人总结过自己成长的经验？

又有多少人理过自身性格的成因？

有多少人在复制另一个自己？

又有多少人真正尊重过自己血脉的意志？

有多少人指望小孩去完成自己未达成之事？

又有多少人回答过小孩提出的奇怪问题？

回答的上来吗？

不能说我就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但认清事实也绝不是为了放弃。

如果简化版的“林梦”成立，那别人做一个梦，我就要多做二分之一个。

节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Neko — Tue, 17 Nov 2020 12:58:03 GMT

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

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  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

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

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

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

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

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

买醉超标

Neko — Mon, 28 Sep 2020 04:29:03 GMT

不可单纯说无法入睡是敌人还是朋友。毕竟期间有过很多认知与想法。

也不能单纯说这是睡过多年沙发的人一定会有的问题。

只能说我的睡眠障碍它是个事实。  既不奢求有人哄我入睡，便只得求助酒精。

喝酒本身对我来说是很私人的事情，于我的诱惑，除却思绪的放飞或停滞，便是入睡。

就入睡这个目标而言，行为本质和数羊入睡没有区别。

但于凡胎肉体而言，一切的事情都有个极限。刺激的持续总伴随阈值的推高。

显然酒精在北京我体验酗酒那段每天回至塌处至少半斤才能睡去的时间后，效力降低了。以至于喝酒变得愈加私人和减少。

所以，量变产生质变的结论是，认识到长期倚靠酒精入睡不妥，

以及，

酒的单价变高了。

粗看日记

Neko — Thu, 16 Apr 2020 02:35:03 GMT

粗看两篇方方所谓“日记”，便已是下不去眼，摸不出耐性。

虽表面看来文笔粗糙竟不及我，但显然是经过设计的。

且不说既是体裁选了日记，总要学着多几分日常气息，自恃脚尖落地了便于广大群众更近几分，脚跟却用力过猛陷入地底，踩出了小学生流水烂帐，着实不够前作协主席这个段的品位。

毕竟高，不胜寒。  再者，文艺青年行文总有一个要阐述的东西以侧面表现此文艺青年之高傲处，此物拐弯来去多半会去向文艺青年的孤独之——“世界灰暗，我在奋战”。

而这个灰暗在文中各个关键字，以及从不求证的道听途说和无视科学的臆想加持下，让不设批判的人顺着文章逻辑惯性很自然的认同其抛出的问题之所谓——“好黑啊！怎么就他妈的这么黑呢？”

当然，从来不会抛出解决方案。

其实有啦！潜台词写的明白，外面的世界光明嘛。

几年前我曾说，文艺青年们总是挥霍着青春一事无成，到老来，便抓起一块“文艺”的遮羞布。

现在须补充，这布不光可以遮羞，还可卷成布袋弹，装上枪膛。

只是装在枪里的浪漫，还真是一点都不浪漫呢。

恰逢近日思索得一结论：

不是文艺青年老了，是老的文艺青年。

拉货的车

Neko — Tue, 23 Jul 2019 22:46:00 GMT

“缆线交叉一下便又分开了去，循环往复。整个动作只觉着顺滑，从而舒适，继而优雅。连绵的景除却另一辆火车错过时，从不闪躲。有山，有水，有险，有路。”  原来一切事物仅是存在于此，从未想过要表达这样那般的意思，而意识却将其修饰到似是有灵性一般。又是闪躲，又是优雅，又是险，又是路。寥寥几句便故作了深邃。归根结底，是人之意识的自以为是，装在脑袋里不自在，需假借外物来表达。可矛盾的是，明明是想要表达，却尽是表达神秘，一看，云里雾里。这到底算表达还是不算呢？

算，当然算。表达的内容和表达本身没有什么冲突。“表达”这个行动本身只关心是做或不做，这是逻辑的基本构成，似那一个开关，1 和 0，只作为内容的一个载体。开关不关心开关的是什么，1/0 不在乎承载的是一张图片还是影片。若比作货车，其本身不关心拉的货是什么，只关心拉还是不。故，先前的表达这辆车它拉货了，只不过拉的是“虚”这个货，也可能拉的是“马货”。当然，大多时候，大家也热衷于拉虚货和马货。

（“马货”在西部方言中意即次等品。词源经由水货、大路货、及上海货、广货等同类词延伸而得。在现代化进程中，马作为运输工具已逐步从生产生活中边缘化，由车船等代替。用马驮沦为落后，老土之方式，其载之物也就被认为不上档次，故“马货”一词衍生而出。）

对于表达与表达之内容从逻辑上拆分，应是如此罢。逻辑是宇宙本身的真理，我们做的也仅是认识了它，继而将其作为工具去推至我们凭肉眼看不到的边际。扯远了

你我认知中的一切，即是依靠逻辑来连接的。当说到“缆线交叉又分开”时，实际上你意识中一开始是否定的，因为基础认知里，线缆是死物。如是前提下，只有当你看到“连绵的景除却另一辆火车错过时，从不闪躲。”才构建起完整的逻辑联系。悟到，原来是在车上且是火车上看去。你会先想起自己坐车时看到过的线缆交叉又分开的画面，加上速度你再想起那顺滑的模样。当然，再有不有所谓优雅，那便看你感受到什么了。

可“连绵的景除却另一辆火车错过时，从不闪躲。”你又是如何做到很快明白是坐在火车上看风景呢。从逻辑的角度上，可以是汽车或别的什么上啊，为什么会被限定是火车呢，且有个错误是景会闪躲，实际上景也是静物怎会像活物一般闪躲呢？信息的表达者是通过什么让信息的接受者正确理解到的呢？

私以为，是共识，以下是起作用的两个共识。第一个是关于判断是火车而不是其他的。这个共识是“错”。一般来讲，两辆车相向行使，我们称之为错车。我们接触最多自然是大马路上的错车。你开一辆车与摩托错车，与轿车错车，与卡车错车，可就是没有与火车错过车。因为我们达成的共识是，一般称在同一条马路上且相互之间没有其他物体间隔而相向驶过叫错车。思考一下这种情况，当你在高速路，或者中间有隔栏的路上与对面来的车错过去时，可是有下意识觉得“错车”这个说法你很大概率不会用到？而只是觉得过去了，不是吗？而火车轨是一种专用车道，你的汽车是不会行驶在其上，你与火车间总是有间隔。所以，你唯一有的与火车错车的经历，便是当你在另一辆火车上时。可如若“错”字去掉，你还能肯定我是在火车上？哪怕是在车上？

第二个共识。为什么明明是逻辑上错误的“景在闪躲”，你却不认为其是有误反而觉得比“景被火车挡了一下”的表达更高级？此处共识叫“修辞”。这个共识是我们坐在同一间教室里同一个叫语文的老师教给我们的手法。将不相干事物的不同特性组合起来便让枯燥的东西倒多了几分颜色。感觉上确实要“高级”那么一些。

再往下挖，“高级”是高级在哪？不经思考，我想是道不出来。

“看，大自然都没有的，世界上不存在的东西，我有！没见过吧？不知道吧？高不高级？” “高级！”

私以为，人们往往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事物多会觉着高级罢。运用修辞手法描绘出的高级，整个过程应是自理性，到感性，再到理性。即是自现实，到感性扭曲现实，再到还原现实。简单来讲，就是表达者在物理现实上加了一层叫感性的滤镜（理性到感性/现实到感性扭曲现实），让接收者透过滤镜去看现实（感性到理性/还原现实）。从这个角度看，似乎文学上的修辞手法的本质是让简单的东西复杂化。我无意于说这东西好或不好。就像“表达”一样，“修辞手法”作为一种表达方式，自然是表达的子集，自然也是载体中的一份子。它也不在意拉的什么货。而装货的始终是人，有的人装的恰恰好，四平八稳，大家都认为他装的好，谓之高级。也有人却什么都要复杂化一下统统往里装，大家声音有点不太一样了，奉承的、一知半解的说这人装的好，装的高级。而另一些又说这人装多了，装过了。

“有山，有水，有险，有路”

可如果我换下顺序

“有水，有山，有路，有险”

可否注意到两块的变化？意识中的你改变了，变成了开始先看到的是水，再看到的是山。变成了先看到的是路，再看到的是险。可是注意到，你的视线被水山重新引导了？以至于你站着去看的位置也会发生变化罢。先看山，再看水，你多半站在山上俯看水。而先看水，再看山，你多半又站在了水边仰看山。

再来，你的经历被重新引导了。先险后路，你感受到了由重到轻，情绪豁然开朗。先路后险，你感受到了由轻到重，情绪逐渐压抑。

是谓何？仅仅改变措辞之顺序便将人引向两种位置，两种情绪。

如是会造成什么影响？位置之改变意即观察事物的角度改变。显然，横看成林侧成峰，不论山水抑或水山，“山”“水”二物在意识中所成之像皆不相同。不论险路抑或路险，“路”“险”二物在感性中所成之情绪皆不相同。

再来

如是会对你造成什么影响？位置之改变意即你观察事物的角度改变。显然，横看成林侧成峰，不论山水抑或水山，“山”“水”二物在你意识中所成之像皆不相同。不论险路抑或路险，“路”“险”二物在你感性中所成之情绪皆不相同。

仅仅“你”字之差，有“你”会否较无“你”更可能去自身代入进去思考？而不是只看到没有情绪起伏的陈述被一带而过？

以上仅仅是个引子。

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这大概是门技术，也是门艺术。

但可否想过或有意识到，你看的抖音；你看的今日头条新闻；你看的公众号文章；你看的广告；你网购看的商品简介都在使用这样一门技术呢？

可有想过当你在看抖音时，你到底在看什么？你看过或正在看的，是你自己真正想看的吗？还是，仅仅是不停的被看这个，过 15s 后刷一下又被看那个？全部都是你喜欢看的不是吗？

你想看什么？你想买什么？你什么也没看，你什么也没买。

你只是觉着，爽！

你说我这拉货的车，装的怎么样？

谈笑间，吃了一桶泡面。

我也只是觉得，爽！

———— 于

2019 年

7 月 23 日

去京之火车上

一个产品的研发流程（2）

Neko — Wed, 26 Jul 2017 20:38:00 GMT

接续。

上一篇探讨过的有

产品创意

主要从商业角度探讨了如何判断一个产品及其创意的好坏

产品分析

公司战略

市场态势

竞品状况

用户研究

本篇所续，是建立在上述工作都完成的假设下具体启动项目。

理由是，有且只有在上述工作铺陈下才能确定并保证项目从真正动手前就具有可靠性。

当然可靠性也只能是一定的，毕竟任何有收益的可能都是伴随一定程度的风险。而这，就要看决策层及团队是否愿意冒这个风险了。

本篇涉及有

产品规划
产品设计

产品规划

在明确立项开始，也就意味着战斗是正式打响了。

就像总司令部已经作出了明确的指示和方向，接下来，就要靠其下的单位具体实施了。

所谓规划，私以为即『规定计划』。一场具体的战斗免不了要有战术。而『产品规划』我想即是为此而生的罢。为的就是抓住准确的产品定位并制定战术，以此来找到不论是对于市场还是对于公司团队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节奏，去一步步逼近既定目标。

为什么需要节奏？

节奏原本的含义为：是一种以一定速度的快慢的节拍，主要是运用速度上的快慢和音调上的高低把它们组合到一起。

走个路有节奏；跑个步有节奏；打个团有节奏…

我想，对于我们日常对于音乐以外的所说指『节奏』主要是强调的其中『速度上的快慢』这一点。

就拿大家最熟悉的游戏来说

游戏开始了，我们要打的有『节奏』
开局大家乖乖补刀，不能落后发育，强势的可以打出优势。（节奏缓）
让优势路分出优势，争取全局更多发育，将优势扩大。（节奏缓）
优势扩大，差距拉出。开始参团，集中攻陷难点。（节奏一般）
乘胜追击，连续逼团或抓单，持续打击。（节奏快）
推向高地，充分利用碾压优势，不给翻盘机会。（节奏快）
推完水晶。（完）

若是要做个总结，即是『轻重缓急』。

是的，凡事有个轻重缓急。对于一个产品来说也不能例外。因为想要公司和团队拥有无限的财力物力人力是不现实的。哪怕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也是没有可能时刻都精力充沛。所以在这样的现实限制下，我们就必须弄清楚什么『轻』什么『缓』什么『重』什么『急』。

而『轻重缓急』又该何从判断？

我想我认识的人里，当然得除去还在喝奶的，没有人不曾经历过考试。而考试中有个常见的策略即是先做自己会的，再做有困难的，最后再看不怎么会甚至完全不会的。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来选择解答的顺序？

因为在考试中我们的目的很明确——分数。

围绕着分数这样一个目的，我们选择了能拿到的（即简单题目）（优先级高）就一定要先捏在手，可能拿到的（即中等题目）（优先级中）我们要在前者完成基础上才开始尝试，不太可能拿到的（即难题）（优先级低）我们要在前两者基础上才会尝试甚至丢掉用以为前面可能卡住的地方换取时间。

所以，『轻重缓急』即是要我们能对于将要完成的事情确立『优先级』。相信任何产品都有一个核心的东西，而周围的卫星需求都是围绕着核心需求去运转的。

就像如果没有太阳，周围的 8 大行星也就无从立足了。

而核心需求就是这个『太阳』。

核心需求一般都是来自『产品创意』。因为这是属于产品的亮点。是该排在优先级最高的位置，也就是产品实施的流程中第一个要满足的东西。

之所以用『满足』这样一个词，是因为在先前的『产品分析』的信息支撑下，我们可能会看到，如果先要满足核心需求就得先完其前置需求。好比我要乘飞行机去西藏就必须先走到空港。所以也不奇怪战争时期，总会有许多目标被称作『战术打击目标』，因为这后面藏着更深层次的目的。

就这样，依托满足核心需求为第一位，逐步让行军地图上的战术目标一个个显现出来。综合地理情况（外部市场环境）和自身情况（内部资源团队状况）最终作出取舍得出合理的行军路线，分配资源。是长驱直入，还是迂回前进，都得结合当下现实，尊重现实。

私以为，这就是『产品规划』所要完成的。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理想情况下，具体现实中，在既定研发流程中还会碰到诸多变数，这需要战术层面的决策者执行诸多变通。

写到这里我感觉我是在打仗。

产品设计

好了，战争打响了。

不对，终于拿到地图了。

接下来就是战术细分到设计层面的时候了。

如果说之前的阶段为『司令部』到『军部』，那现在我们就到了具体面对战场的部分了。

到这里，我们会有明确的设计目标和优先级。而现实战场上具体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方式去接近并夺取目标，现在落到了设计师的头上。

交互设计

首先，第一次层次的工作是要完成交互设计。

什么是交互？

交互一词铺开即是交流互动。私以为即一方与另一方有交流并会对对方的动作及意图做出反应。

拿电视来讲，这个频道看腻了，我们要换一个，拿起遥控板，找到『下个频道』的按钮，换频道的信号通过遥控发给了电视，电视收到信号作出回应换到了下一个频道。

我们告诉电视我们要换频道看不一样的内容，电视回应我们的意图并换了频道呈现出不一样的内容给我们。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交互过程。

为什么要做交互设计？ 显然，我们的要让电视换频道这样一个过程是经过设计的。也就是说，设计者预先就预见了这样一个过程，可不是人人都懂那些线路背后的知识，所以设计师提供了遥控板，而如果遥控上没有任何指示引导，我们只能一个个去试，所以设计者又在遥控板上标示出每个按钮的作用，于是我们透过遥控板上特定的按钮就能达到特定的目的。

如若不然，那用户只得自己跑到电视背后复杂的线路里去发送信号了。

设计师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屏蔽这些事物背后复杂的技术，并尽可能提供更简便效率更高的方式让人们可以轻易使用。

私以为一般的来说，交互设计师就像一个复杂技术面向普通民众的接口。

什么是交互设计？ 交互设计个人认为就是以为用户提供正确和高效率的引导，使用户能更好更容易的使用复杂的或由复杂技术所驱动的产品为目的的设计。

可在商业层面去看，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

交互设计不光是面向用户的，同时也是面向企业自身的。

所以，并不是说面向用户一面的『易用』就成功了。因为『易用』只是单纯提高了占有率，可并不代表转化率就会被提高。故我们总能看到很多真的是非常好用的产品，可即使这些产品如此这般受人们欢迎追捧，可公司仍然倒闭了。究其原因，问题就处在其只完成了『占有』却找不到『转化』的路。最终入不敷出，屡见不鲜。

交互设计不单单只是针对面向用户的『引导』，同时还针对目的面向企业的『引导』。

面向用户的『易用』就只是『引导』的结果其一。而面向企业目的的『引导』是指针对性的引导用户去消费，即引导用户的转化。

只有做好这两者中的平衡，才能让效益和效果最大化。而不能向一方严重倾斜，否则要么是占有率无法进行转化，要么是根本就拿不到占有率。

所以，交互设计其实是多领域只是交叉的门类。因为要考虑的不单单是人，还有技术，还有市场，还有公司效益。

这一步，是为产品的占有和转化提供更细化的战术和可能。这个骨架目的是为让占有与转化都得以顺利进行。

最终输出了有具体流程的原型。

交互设计属于用户体验设计中的一部分。

而用户体验设计是贯穿在整个流程始终的。

视觉设计 在交互设计完成的前提下，该产品的骨架已然成型了，原型拿下来，就是该给这身骨架穿上衣服的时候了。

顾名思义，视觉设计即是面向人的视觉所做的设计。毕竟对于我们来说，绝大多数的第一手信息都是来自视觉。

你走在街上看见可爱的小女孩你会多看两眼，心想这女孩长大了肯定是更可爱。走在街上看见美丽的姑娘你会多看两眼，心想这姑娘肯定像外表一样洁白无瑕，走在街上看见气质的老妇你会多看两眼，心想这老妇从前肯定也很风光。（别看我，我才不会向你一样四处打望胡思乱想！）

虽说是个玩笑话，但这也足以说明视觉上的效果对于人的吸引以及对其背后判断的影响。

这关乎你的产品在用户还未接触前就是否有欲望要试试。

UI 设计 对于互联网产品也就是 Application 来说，视觉设计主要工作是放在 UI 设计。

UI 即 User Interface 也就是用户界面。

以前我们面对的遥控板就是提供给了我们一个用户界面用以连接简单与复杂的界面。只不过这是物理 UI。

而现今人手一部手机的情况下，在互联网公司中所说的 UI 一般是指以手机为媒介的虚拟 UI。

也正是手机提供的这块可以触摸的屏幕，让 UI 可以逾越物理的限制，变得绚烂多彩。

走到这一步，在交互设计已经完整并确定的情况下，UI 就该上场了。

因为手机的基本形态在业界先驱领导下，现已经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状态了。

而一个个图标作为 App 的入口早是深入人心。可应用要出现在用户的手机上是需要用户自行选择下载的。而要获得市场占有，先前一步就是需要用户来使用。而用户要使用的前置条件是用户会在茫茫大海中注意到你。由前面打望的玩笑话不难得出，一个手机的图标就像是门面，是用户是否愿意点进来看一看的重要因素，只有当用户会跨进门槛，这之后的事情才会可能发生。

既然是门面，那肯定是经过精心的设计。具体如何，就得按照设计师对于产品的理解来看了。如果说身处大公司，有庞大的产品群的话，那还要按照公司规定的设计规范来约束。小公司也会有自己的一套规范。这个就看大家具体的讨论和选取了。仁者见仁。不是单设计师自己就可以左右的。（等候铺天盖地的修改吧！）

再接下来就是打开 App 后的界面设计了。

关于设计，我想都不是一眼可以弊之的。毕竟不同公司因定位不同所以风格都有差异，产品用途也各不相同。具体的选择也是要经过内部讨论通过的，而不是设计师说要怎样就怎样。

一般来说，一方面要基于在产品研究确定的用户群来考量的，需要照顾到目标用户的审美情趣。这样才能让产品气质更加贴合用户习惯。不然很容易流失用户。流失的理由很简单——『这 App 不符合我气质，不像我一样屌！』另一方面也要考虑的公司整体形象。同时，也要基于产品具体用途，如果一款办公类软件搞得花花绿绿的，那肯定是无法被接受的，因为花花绿绿让办公的人分心，效率降低了。

所以 UI 的设计也是受之前的工作牵制和影响的，一般在完成前面的工作后，都会有对于产品界面风格的大致把握和方向。有基调后具体的实操，就要看设计师的个人功力了。我想这种充满变量的东西没什么好说的了。

总而言之，大概是要做到在合理的基础上最大限度追求赏心悦目吧。

当下在各种设计师展示作品的网站上，我们常能看到令人惊艳的界面，可现实生活中却是极少见到长这样的 App。这个也不难理解。这些展示出来的好看到飞起的界面绝大多数都是飞机稿（即不被采纳的），更多的是设计师自己意淫的结果，所以也就不必在意这期间的差异了。毕竟现实是现实，理想是理想。其实只要稍作观察，抛开好看的一面，绝大多数在交互上都是不成熟不合理的或者是非常局部的很难与其他方面衔接的东西。因为设计师在做这些的时候也有一部分是追求极致的视觉而忽略了设计其实不只有视觉设计，还有交互设计。

当然单纯就视觉设计功底的锻炼还是起有积极的一面的。所以也不必一味谴责。

可有一些『长的漂凉』的东西，却给我第一感觉是——这他妈什么玩意儿？

好在一直以来我对自己的要求相对严谨。

其实从设计师们上传的作品来看，个人感觉近两年设计的潮确实是放缓了。以前时常能看到耳目一新的设计，时而发生变革，而现今随着大量低阶人员的涌入，设计的作品大多都趋于同质化，这就是抄和不思进取导致的后果。不过也从侧面反应了该领域对于中高阶玩家以及创新的需求很大。

关于设计规范以及工作对接

这部分我单独提出来讨论是因为对于设计规范出现的时候及工作的对接我时常一头雾水。

关于『设计规范』

设计规范实际上就是一套完整的对于 UI 的约束。

设计规范中会规定诸如字体大小，控件风格及内容等。为的就是让设计师在进行 UI 设计时能遵照规范，避免因个人风格的掺入导致界面的统一性被破坏。毕竟如果这个界面确定是个圆的按钮，那个界面却是个方的按钮会是人感觉这个 App 很混乱，不专业。

同时，设计规范也是为了让协同工作的效率更高。毕竟，一个产品的团队多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人员数目众多。如果这个开发跑来问这里字体多大，那个开发也跑来问同样的问题。这样就会浪费设计师的大量精力去做相同的乏味的无用功。再者，人员变动是常有的事，有时一个产品可能设计师换了一拨又一拨也不是没有可能，而每次变动就意味着工作的交接。所以设计规范的出现就可以很好的解决上述问题。

之前对于设计规范是在哪个环节产生的，我总觉得很矛盾。现在经过写下这一系列的文章的体会和思考。

我以为，设计规范应该是在风格确定后，设计师基于该风格在制作出一定的常用界面后确定下来的。因为如果说设计规范有指导的作用，那么在开始制作 UI 之前就有了个设计规范，显然这是凭空搭建的，不符合设计实际情况的，因为没有人能做到未卜先知，如果说在动手之前就有了设计规范，那就意味着制定这个规范的人已经在脑海里把 App 画了个遍了吧。试问有谁如此厉害，请让我拜他为师。

而如果是在界面做完之后才总结出来，那么又用什么来解决上述中关于字体大小的和人员变动的问题呢？天啊！我是最讨厌和开发人员撕逼的！我也最讨厌一个杂乱无章的项目交接的过程的！我选择死亡！

所以，我想是在风格确立到试绘主要页面后才确立下来的。

当然，设计规范一般来说，是不能轻易修改的，毕竟一改，所有人都要跟着改手里的东西。不过如果大家都对细节有追求，沟通顺利，相信对于设计规范的修修补补也是有的。小的可以。不过大改我看还是留着迭代靠谱。

大厂中，有专门负责这个的人和统一的规范。相对来说，这一块问题不大。设计规范的问题我想多是出在经验初创公司。

其实产品设计完成后再出规范也是有的。不过这种情况多是在初创团队很小，却要扩张的公司吧。也不是说他们在之前的过程中没有规范，不然设计师与开发人员的协作是很困难的，只是说规范很简单，产品也不很复杂，然后人员沟通流畅，也时常做出修改。

关于『工作对接』

设计师其实是夹在一个比较中间的位置。上有产品经理，下有开发人员。工作对接对于这个群体来说，确实是比较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我想，在今后的工作中，还是以目的为导向的好，实事求是。而与开发人员的对接中，在自身对各种平台规范了解的前提下也需要我于开发方面的基本知识做一些了解，一遍了解他们的疾苦，好在自身上修正。这样也能真正的提高效率。

个人反正是最讨厌撕逼这种浪费时间和精力的事情。

至此，我想就结束掉这两个环节的讨论吧。其实关于设计确实是见仁见智的东西，所以多是逻辑上的跑通，而不是谈及具体设计的操作。毕竟我行此文是为思想层面上的打通而非技术层面的。技术的磨练还是得自身勤加练习。

其实我本可以让文章更加有趣，只是实在精力有限。

本文同样有行文不畅的感觉，未做校正。

一个产品的研发流程（1）

Neko — Tue, 25 Jul 2017 23:32:00 GMT

写这么一篇是我很早就想要完成的一件事。奈何自身一直处在过河的阶段，没有足够的经验支撑我纵观全局的流程。

摇曳流浪间，不觉又是一年，自身对自己当是相当不满，但却一直无法只靠自我拿起那份气力。有时候我都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心理有障碍，总是跨不出去要自己躲着。实际上我也一直在责备自己这般无用，却又找不到一个突破口。

好在，等了这样久，命运给的答案开始显现。当然，凡事也得讲道理，不是说我想的就会实现。唯一能实现的途径那就是行动，我现在正挣扎并催促着拾起迷失的自己上路。

如果有人要问我是怎样才鼓起的勇气要去冲击心中的壁障。我给的答案是——我走在去见你的路上。

为什么

没有什么可一蹴而就。

一个产品从最开始的灵感，到设计，再到开发直至上线及运营。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工程。

就像修一栋房子，当然不是你想，它就可以拔地而起。也不是你想怎样修就可以怎样修。总归是有一个符合现实约束的规律——就是说你只能自下而上的修而不可以自上而下的修。

你当然有权利从上到下的修，放一块砖掉一块，一直到你砸出这么栋房子为止。虽说目的确实是达到了，可终究是南辕北辙。相信届时人会是住在土里更实在。

而工程，讲究的就是以期找到并运用更省力更省时更省事的方式去达成甚至超越预期的目的。本质上，就是在讲求效率。

显然从上往下修房子的方式是没有效率的。

可为什么我们要讲求效率？

很简单——因为我们贪。

产品创意

相信所有人对于『灵感』一词都不陌生。从古至今，人类所产生的灵感相信是数不胜数，在将来，也定会比数不胜数更多而不是少。

可为什么我们会产生『灵感』？

细品一番，生活中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目的，而要达成某个目的总是要面临各种约束带来的问题。一般来讲，自然是去解决问题才能达成目的。

而『灵感』，私以为，则是创造性的解决甚至跳过部分甚至全部问题而到达目的奇妙思路。

就像走路遇到一条水沟，有人当然可以选择绕路过去，那也有人选择跳过去。显然后者的效率更高。

相信每一个存在的公司都有一个大体的方向。而这个方向决定了需要何种途径去达成目的，当然，公司的目的很单纯——盈利。而一个个产品在这个维度上看，也就成了达成该目的的种种途径。

细分下来，在面对一个产品时，同样，第一点要明确的即是这个产品要达成的目的。

可产品需要达成怎样的目的呢？私以为，本质上，所有产品都是讲市场『占有率』的，这是目的。也就是说，只要有足够的用户量，自然能撑起公司盈利的目的。当然，这里所指的占有率在对于产品基础部分本身是免费的情况下就又得细分，因为这种情况下公司也只是有盈利的可能，而要再进一步盈利，这中间自然是要考虑一个叫『转化率』的东西。即产品所占有的这群免费使用的用户，我们应该通过怎样的方式让其在产品内消费以此来盈利呢？因为本身这样一个产品一开始并不是卖出去的，而是免费分发出去的，用户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掏过腰包。

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达成『占有率』以及其『转化率』是一个产品的目的。

『占有』和『转化』其实是属于产品战略上的一种布局，这个布局其实就是所谓的『免费模式』。从前的产品都是『占有』和『转化』打包一起卖出去，卖多少就占有和转化多少。而『免费模式』说简单点也就是把『占有』和『转化』拆分成两部分——先送你用，基础功能不够用了你再掏腰包。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互联网公司都在讲『占有率』和『转化率』。因为这种模式可以迅速占领市场，就好像先把更多的肉放到案板上，放好了再来宰。

从『占有』到『转化』，只有当这期间的过渡顺利才能说这个产品是成功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说这个产品为公司盈利了，达成了公司的目的。

所以到这里，我想应该明了的是，判断一个基于『免费模式』的产品创意的好坏

首先，是否满足能『占有』市场。
然后，是否满足能『转化』其已占有的市场。

这其中的两个部分都是依次缺一不可的，不然这个产品就无法存活。

就算不是『免费模式』的产品，也是可以把『占有』与『转化』揉在一起去判断的。因为这本就是『一般模式』拆分得到的路子。只是『免费模式』现今是互联网公司最常使用的一种商业手段。

当然，以上只是从商业角度去看的。

接续上面的『灵感』。

既然首先要求产品能够满足占有市场的可能，才能进入下一步去转化。那么该是怎样的产品才能占有市场呢？

向下剥开，要让产品的占有率高，通俗讲也就是要让产品使用的人多。也就是说，这个产品要受人们的欢迎和喜爱。

那什么样的产品才能受到人们的欢迎和喜爱？

当人们的需求得到满足，自然人们会喜欢这个东西。当人们的需求得到更高程度的满足更甚附带惊喜，那么也自然人们会更欢迎和喜爱这个东西。

也即是说。这个产品需要对口人的需求。所以，产品创意实际上就是来自对于人们需求挖掘及理解。只有当创意能很好的衔接需求时，这个产品才有可能受青睐。

显然，好的产品创意只是一个起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使用『有可能受到青睐』这般措辞。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说商业上的方向及模式是『战略层面』的制定，那么一个好的创意则是『战术层面』的准备。可一场战争并不是有了战略及战术就代表赢定了。用中箭的膝盖想也会明白这并不现实。

既然有了地图，那么剩下的就该是实施了。

产品分析

如果说现在这里有一个好的产品创意了，并且得到领导层同意，有意向要开荒，那么接下来就要开始产品分析的阶段了。

为什么要做产品分析？

很明显，所谓『灵感』『创意』，只不过是灵光一闪。一个想法要付诸现实，那么就要基于现实存在的规则及规律来完。天马行空和锱珠必较，这就是想象与现实的区别。首先没有哪一个公司是拥有无限的财力和物力和人力的，这也是为什么就连责任，公司也要将其加在称呼后——责任有限公司。

我们都知道，其实『灵感』『创意』，只是一开始看到的整个事物中的一个点或某些点，它并不能展示出该事物的全貌。拿我做设计的经历来讲，有了一个灵感只是提供了一个开端，但具体实施的时候需要解决很多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现实中的技术问题，理论知识，时间安排，实施心态等。也就是说，一个灵感是需要诸多思虑，反复修改才能扩展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具体的事物。

就好似，一个学生碰到一道数学题时，粗看，自己感觉上是『嗯！我感觉我能做出来。』可具体实施的时候却总会碰到这样那样的壁障，一会儿这个定理忘记了，一会儿卡在那个细分问题了。诸如此类。

所以，在面对一个产品创意时，是需要扩展和完善围绕该核心面对的现实情况。目前个人能看到的有以下几点。

公司战略
市场态势
竞品状况
用户研究

公司战略

这里再次提起公司战略是因为个人以为在该阶段还需要再次评估一次产品是否贴近公司整体走向，于战略上的实施是否有相对积极的推进作用。因为有时也不排除决策层是拍脑门通过的。而如果不能满足上述条件的话，那接下来的实施阶段肯定会出现可利用资源奇缺而致难产烂尾。这般事情屡见不鲜，常看到有公司砍到这个砍掉那个。

兴许有人以为这成不成和你一个螺丝钉有什么关系。那我也只能说你请不要把自己的妄自菲薄涵盖至所有人。首先从个人来说，我并不想浪费时间和精力在不必要的事情上，尽量少走弯路，珍惜生命才能享受生命，这是个人战略上的原则。再者我和公司只是单纯的合作关系，在确认合作时分大家就已经在一条船上了，公司的利益也直接和间接关系到我个人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写这样一段。

市场态势

这是从市场的角度去看，了解相关市场当前形势以及未来趋势是为了得出一个结论——产品的出现是否符合市场规律。

我想，历史的车轮是谁也无法阻挡的。翻看一番历史就可以感觉到，这个车轮它始终是向前的，是前进。这是趋势，只有顺势而为才可能存活更好，因为这样的历史进程才是容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而大多数人的力量是多余剩下的少数人的，所以历史才会这样走。或许有人要说那也有因为一两个人而改变历史的呢，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以为只是让车轮偏离了一点方向，但总的方向仍然是不变的，再者，有人拨乱历史方向，就也有人拨正历史方向。总归是趋向平衡。

一个产品如果说要逆市场规律而为，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市场规律是由供需双方共同决定的。规律本质上也简单，市场需求大，消费者自然是流向该方面需求的供应方的。

简单讲，就好比有人现在饿了，吃饭是他的需求，而供应方却提供给他一间厕所。那这个人是买账还是不买账呢？

所以，一个产品必须要尊重当前以及未来的市场态势才是可以被人们接受的，而只有被人们接受了，才能达成占有市场的目的。

这里也间接给是否要继续该项目这个问题对应的答案作了进一步补充。

竞品状况

竞品，顾名思义就是竞争产品。

其实互联网行业经过近几年的飞速发展，个人感觉市场其实已经显现出趋于饱和的状态了。这从互联网行业对人才由面向低阶的大量需求向中高阶的转变就能看出来。

所以，现在要想在互联网领域开辟一片新地，实际上已经变得相对困难了。站在用户角度来看，确实是几乎手机软件的功能已经到了只有想不到没有做到的境地了。

在已开辟领域有大量『玩家』厮杀的，互联网行业称之为『红海』。反之，没有人玩儿的全新领域则称之为『蓝海』。相信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所处的战场都是属于『红海』的。

究竟怎样才能在『红海』中杀出分得一杯羹呢？

身处该行业的人常常提到的一个词叫做『差异化』。个人以为其本质也很简单，就是对于用户需求挖掘的深度以及对用户需求的组合优化。总而言之是想尽办法玩出不一样的新花样。

既然想要玩出新花样，自然是要先了解清楚相同乃至相通领域里的其他『玩家』当前是怎么玩的，是什么个状况。

正所谓知己知彼。了解竞争对手以及其处境，是战术决策时必须的条件。走过套路才能见招拆招，才能见缝插针。

『竞品分析』是对于产品当前自身及周围状况的信息搜集。对于我个人也是一个是否要继续跟进的判断依据之一。也是用于修正决策层的判断的客观信息其一。

同时『竞品分析』也是服务于下一项的以及为设计具体的实施提供了实例可供参考甚至学习。

用户研究

产品是否能对接好用户需求，是预先判断产品本身是否有成功可能性的重要指标。

前面所举吃饭与厕所的例子就能很好的说明用户是否买单的缘由。

一个好的产品创意，起初也是针对性的由某一个或多个需求点去挖掘得到的。而对于一般产品而言，不能是只面向这些点着力的，这些产品创意所显露的需求点该是属于众多需求中的亮点而不是全部。

这里我以用餐为例作一个简单的需求挖掘及整理

人饿了 - 饿了要吃东西 - 吃东西是人们的需求 - 在吃东西的需求下细分，人们口味不尽相同，正餐/小吃/甜点等 - 口味需求下细分，有人能填肚子就行，有人对口味/口感有需求 - 对口味/口感有需求的，又有喜欢吃和忌吃的差异需求 - ... 故，纵使是吃这么一个普通的需求，也是会折射出甚多的不同。而之前所指的『差异化』我以为也就是指对于用户需求的挖掘，甚至挖出竞品们没有的东西。这也是对于所谓细节的追求。

需求的明确对于战术上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指明的是一个明确的方向和着力点。因为只有理解人们的需求，才有可能针对性的给予满足。否则就只是盲人摸象，做出四不像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我想，在产品创意出现之时就已经隐性确立了一个拥有交叉需求的大的目标群体。

私以为『用户研究』则是针对该类群体对于各种情景的反应进行深度测试和探讨，情景可以是模拟环境，也可以是旁敲侧击，可以是个例的，也可以是大数据的，量力而行下自然是越全越好。以期从用户的反应/反馈中捕获出更多更准确更深层次的需求来寻获设计目标与可行性依据，需求细分的同时也完成了用户的细分。使整个供需关系变得明确，也为产品具体的定位添一块砖瓦。

蛋糕你只能切一块，而不可能全部拿走，因为其余的要么已经被人拿走，要么就是你吃不下。而差异化，变相的也是在寻找可以切的蛋糕及其分量的过程以及在确定大致分量情况下为资源的分配和调度提供依据。

目的要明确，才知道在哪里使力。同时目的也要相对准确，才知道使力过是不是有更高可能获得回报。

『用户研究』的一般方法有
- 场景观察
- 执行使用测试（可用性测试）
- 事故分析（结合运营数据）
- 问卷调查
- 访谈研究
- 自行研究（可用性测试）
- 协同设计和评估
- 创新方法
- 桌面研究
- 模型研究
- 专家评估
- 自动化评估
- 该是包括但不限于此等类目，具体视可动用资源而选定并实施。

获得的信息通过分析及整理，最终做到了精准定位目标用户群，即明确产品定位。这时候设计目标已然显现出来，终于得到用户研究的输出品——用户画像。

用户画像包含了该类型用户的大致背景，属性分布。使用场景和其反应以及从这些反应中提炼出的核心需求。为设计和开发人员提供依据，同时也能避免开发过程中有小伙伴私自代入自身需求。

最后，所有汇聚的信息整合成数据并使其可视化。可视化的目的是为通俗易懂的将现已知的情况及数据进行一个梳理和阐述。这个东西最终是要经由整个团队观看交流的。团队成员探讨后才能拍板是否有值得大家一搏。毕竟一个产品关乎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两个人，而是整个团队接下来的行程。如若无法通过，即使硬推，也只是打消大家的积极性，使项目进展缓慢乃至停滞。再者，大家的眼睛肯定能看到完成研究工作的人所看不到的，如若推行，也可作出一些未曾考虑过的补充好让项目基础能更加完整稳定。

至此，创造一个产品所走的前两步——『产品创意』与『产品分析』就告一段落。

『产品创意』层面，私以为虽然是一个关乎『灵感』的东西，但这样的灵感却是偏向战略层面的。因为只有当产品创意的方向与公司的核心战略相一致或相近，才有可能被采纳。其『灵感』的源泉仍然是围绕公司核心利益来搭建的。也就是说『产品创意』是要为公司战略服务的，因为是否开辟新战场，对于公司决策层来说都是要基于战略布局来考虑。而不是凭空拍脑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所以，许多新东西往往是初创公司做出来，而大公司都是稳扎稳打一步一步慢慢来。这是因为体量的不同，对于战略纵深的要求也就变得不同。

小公司的战略就很单薄，就是依靠创新来杀入或开辟市场，只要方向对了大家都光着膀子干就准没错。

大公司的战略就得浑厚，因为在面临更多方面的竞争时，要稳住自身已有。在守的同时还要基于对市场趋势的判断，尽早布局未来以此达到攻的目的。毕竟三心二意不思进取只会让自己被周围的对手蚕食殆尽，而如若力量分散成沙也注定一事无成，因为大公司想玩的肯定都是玩大的。公司若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得稳中求进。所以大家看到的多是修修补补。如若决策层判断准确，哪怕是韬光养晦几年，也会再次冒出来站在浪潮之巅。可韬光养晦毕竟是需要时间的，而时间对于公司来说就意味着钱。如若不能稳好自身脚步，很『快』，钱就会花光了，这样只会人去楼空。当人员减少时自然是越来越力不从心，随着推移，如果不能及时意识到错误并且砍掉一切无关紧要的变得专注的话就只会每况愈下。

也不奇怪，每年都能看到很多爆发力十足的小公司突然跻身风口浪尖，可过阵子就像消失了一般。而许多大公司经年累积至现在，却仍然屹立不倒，偶尔又蹦出来吹吹风。它们的差异，是决策的差异。

相信也看到过不少从前的大公司就像抱着祖宗一样抱着老本行不愿转型，终是破产。

在面对历史的进程时，这样的所作所为叫什么？

螳臂挡车。

写到这里，我和上次一样老眼昏花了。大概白底黑字密密麻麻看久了，就会这样吧。所以这初稿现在暂且就不校对检查了。这次写下来是措辞很不顺手的感觉，也不知是我精力不济，还是我逻辑不顺。我想大概是前者吧。

本想一次写完全部，可提笔间才发觉这阐述的内容实在是比预想的要多，单本篇就有近 7000 字。所以就勉为其难拆分完成吧。

捋顺这些东西对于我自己而言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其中肯定能体会到新鲜的事物。对于今后不论是与人辩驳还是与公司接触，至少在思路上会相对比从前的自己清晰明确。相信对于今后不论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有所裨益。

谨此抒我己见。多是行文于脑内直出。自我感觉肯定有诸多罅隙地方，若是瞧见，让君见笑了。

且修整片刻，往后还要完成后续及校正。

自由与痛苦

Neko — Fri, 16 Jun 2017 02:05:00 GMT

兴许，知晓的多了，倒是一种自由。

看人举手投足，便知其意。

不光会其意，还理解其意于何处起。

故亦能明了其间幼稚或难处。  于幼稚，权当看幼儿学语，一笑了之；于难处，权当看浮世百态，苦笑摇头剪让。

所以，也就不免变得来一个淡然的人。

这般淡然异于无可奈何而为之的那种，这种淡然是因感受不到心之激荡而使然。

于何种人何种事，一目就因为知晓的多了而通透。

于可能的结果早已检索出来看个明白百遍。

所以，也就不劳烦继续浪费时间了。

早早非草草了结。

是之为何有人不喜欢争。全因争的意义早是知晓，不及去寻找宇宙真理来的畅快有趣更让人心神激荡刺激。

与其争之无味，倒不如思之有趣。

这是一种自由。

亦是一种痛苦。

我以为的设计

Neko — Fri, 28 Apr 2017 00:00:00 GMT

尝试以我的粗浅去理解设计是什么。

为什么

这个命题，我交给自己挺长时间了，但每每欲去思考它时，就却步了,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诸如 『设计是什么？』 这样的方式来问自己，总感觉它太宽泛了。就像问 『人是什么？』 『猫是什么？』，有太多的层面和角度可以去解读。

但凡要做某件事，都是有其缘由。  可能会长久从事于设计相关的工作，从经历和经验上来感觉，我需要给自己的行动搭建一种思想核心，以便能以此为基础去进行扩展，站在其上去窥见更多的，更远的。

而思想的搭建是建立在对其相关事物的理解上的，如果无法理解这些搭建所需的材质，那这楼是修不起来的。而如果没有一个核心的思想作为内燃，人行到一定的地方即会就木，变得来迷茫，在需要做出选择时，很难甚至无法做出选择。

这也是我第一次切实认识到，思想确实的威力。

如果说思想之于我们的重要性如此，那它是怎样影响我们的呢，我以为，可以说，大家每个人都有一定数量的原则，底线。这些实际上就是思想基础的一种形式（名字？）。人们习以为常的基于各种原则，底线做出各种各样的选择。虽说这些五彩斑斓的是自己没感觉到即种下的，但这的确反应着一个人的成长轨迹，因为这些都是在成长过程中不自觉的由家人，朋友，社会，环境影响甚至赋予，再经由自身糅合，认同而得到的。私以为这也是人之所以会不同的一个精神上的原因吧。因为这个世界不可能存在两个成长经历一模一样的人，更不必说先天继承的生理因素会给这些做判断的基准加上更核心的一部分灵魂。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人在碰到以前从未碰到过的情况时，会茫然失措，因为自身没有为这些未知的情况做的思想储备，因此在这些情况下作何选择可能会导向什么样的后果是不得而知的。对于未知的恐惧，因为不能理解每种选择背后究竟是好还是不好，所以才陷入僵局，难以选择。继而转去询问可能因为经历过而有经验（数据）支撑的更能预见结果的该问题方面的『长者』。

这就是现在看到的，为什么思想会拥有威力。会在困惑时给你充足的理由选择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也是为什么我想要推进这样一个命题。

扯远了。

什么是设计？

这是一次我不依赖于任何人/第三方，于颅内自己同自己争吵得来的结果。是尝试，即使是错，那也是多走过一条我以为的通往真实的错道，这也是为何我会大量使用诸如『私以为』之词，只因吾之所为并非为说服任何人所作，仅为自我的认真的娱乐。

任何的航道都是需要不断修正的，但走错过才能让自己更接近事实。毕竟我不是只有一次机会。

设计，确实广泛存在于我们周围，只需稍作环视，我们的世界中的几乎一切其实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坐的椅子，穿的鞋子，盖的被子，听的曲子…无一例外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出现？

所有人都知道，趋利避害 是生物的本能，是的，作为生物的一环的我们人类，也是 趋利避害 的。这是我们的原始需求。而这些东西之所以会出现，即是因为我们对它们有需求。

拿椅子来说。

坐在地上，腿得蜷缩起来，不舒服。那腿会疼肯定是属于有害，而我们不喜欢有害的东西，所以我们想要避开它。所以我们造了凳子，这样腿就不用难受了。可是有了凳子却发现，现在腿不必蜷着了，屁股却疼了起来，因为太硬了，所以我们又给凳子加了柔软的坐垫。可有了坐垫我们发现，凳子长这样的话，有的人坐久了却不受不了这姿势，于是就有了各式各样的椅子……

这是一个典型的实例。总的来说，对于满足 趋利避害 这样的需求，我们不断的对椅子进行着优化，以期 趋更多利/避更多害。

本想着多给出几个案例以期列出更多证据，但实际上被子，鞋子什么的也都是遵从趋利避害这样的需求去完成的。内里都是同质，所以也不必废话。

综上，去作一个总结。

设计——是为满足需求的计算

拿椅子来说。

坐地上腿蜷缩着不舒服——需要能坐着又不让腿蜷缩的东西—— （不让腿蜷缩的能坐的）凳子

坐（不让腿蜷缩的能坐的）凳子上屁股疼——需要（不让腿蜷缩的能坐的）且屁股不会疼的东西—— （带软垫的）（不让腿蜷缩的能坐的）凳子

坐（带软垫的）（不让腿蜷缩的能坐的）凳子上背部挺久了不舒服——需要（带软垫的）（不让腿蜷缩的能坐的）且能避免背部疲劳的东西—— （带靠背的）（带软垫的）（不让腿蜷缩的能坐的）椅子

虽以上未具体描述其设计的过程，但可以看见的是，只要有新需求的出现，那设计所做的计算即加入进来发生作用，产出新的东西去满足。

只要有新需求，这一切还真是无穷匮也…

好设计坏设计人似乎天生对设计抱有莫名的好感。一碰到设计一词，即不自觉以为那肯定是好，是牛逼的，是不一样，是特别的。

大致是单纯因设计属于人类智慧的结晶这样原始的理由。

可但凡是稍稍思考一番即能明白其间有罅隙。

我们处在一个平衡的世界中才能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

硬币也拥有两面，自然，

设计有好的，也有坏的

好坏，是相对的，譬如『冰水之于喜欢喝冰水的人而言是好的』，那换一种方向即为『冰水之于喜欢喝热水的人而言是坏的』。

就拿高智商犯罪来说，显然如此案例是经过设计且是精心设计的。这个设计显然是对于大众的需求来说是消极的，因为大众需要一个安全的社会。但对于犯罪者来说，却是从需要，比如说，钱这样一个需求出发。对于犯罪者的需求而言，这个设计却是积极的。

且即使是作为大众，撇去道德、法律的因素，也是无法否认这的确是一个搞钱的好设计。

那现在如果问你这个设计究竟是好是坏？你该作何回答？

若要判断其好坏，要看面向的是什么对象。

稍作分解，以上所述混杂了两种对象的不同需求

道德、法律钱基于不同对象判断所作结论即为

无法满足道德、法律的需求——坏的满足搞钱的需求——好的至此，私以为已经可以窥见对于 好设计 坏设计 的判断，是相对于其给予 面向的对象 的需求的 满足程度（计算深度）。

当一个设计对于对象的需求的 满足程度（计算深度） 越高（深），这个设计越好。反之越坏。

这不仅可以判断其好坏，亦可以在其之间做比较时作为判断基准，以此判断 一个设计 与 另一个设计 之间的好坏差别。

所以，也不要寄期望于有（？）设计的就是好的，没（？）设计的就是坏的。因为设计被做成正负（好坏）都是有可能的。

其正负（好坏）是基于一个设计对于你的需求的 满足程度（计算深度） 。

满足程度（计算深度） 高（深）的设计对于你是好的。
满足程度（计算深度） 更高（深）的设计对于你是更好的。
满足程度（计算深度） 低（浅）的设计对于你是坏的。
满足程度（计算深度） 更低（浅）的设计对于你是更坏的。
这些即是当下的我关于 好设计坏设计的认知。

杂谈

私以为，以上所道已是阐述了于我内部所形成的关于设计之认知。

在处理相关工作时候，想必每每碰上困惑都可以基于该思想原则去作出选择与取舍。只要明确所面向的对象以及对象之所需，基本上，除去具体实现的细枝末节外，方向已然是坚定的。

而方向是否被正确选择，是影响一件事能走多远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但其实我想谈的不仅仅限于设计，还有其间发散出去的人生。

尽管通篇都只是在讨论对于设计的认知。但这个世界的内里，因许许多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缘由，是相通的。

古语有言『触类旁通』。

关于设计的思维，仅仅是环环中的一柄，并不局限。你当然可以将其发散至更多领域。不仅限于工作，还有生活。

简单讲，这可以让你做出好的设计，自然也可以让你选择好的设计。

但需警惕的是，思想可以是有益的，肯定也可以是有害的。

如若无法控制自身而在某种思想中陷入太深，多半会成为某种狂热者。而狂热者本身即是偏激的。而偏激的人所作之判断多数为以偏概全的。

打个比方，假使在上述设计的思维中陷入太深，变得事事都想要将其套用上以此去做一个让自己信服的自以为正确的判断或选择。这其实是异常麻烦的。

你要问为什么麻烦？因为事事都只问理性却不问感性（反之亦然）。可以设想，任意情况下，你能做出的正确判断能占几成？

怎的，想用这套设计的思维方式去谈恋爱吗？别这样，少男少女们又不是商品，可是容得你这般需求不需求地挑三拣四？

倘若事事都要去算计自己是否满足对方需求，对方是否满足自己需求。私以为，这世上是找不到这样两块完美相接的心灵的。你还是去工厂定制吧。

你说，是吧？

当然啦，我也不能全盘否定类似的事啊，还真有人乐此不疲啊。

你再说，是吧？

可是，这一切，关我屁事。

我也就那么打个比方罢了。

并不关心是否有人这样做，但，这样的事情会异常麻烦的确是不争之实。

你还说，是吧？

所以我也不会说同我这般以为就一定是对的，我只是嫌麻烦罢了。

这一点都不浪漫

Neko — Tue, 25 Apr 2017 00:00:00 GMT

小时候我没别家小孩的不良嗜好，除了被我妈女装 Play，最喜欢就是摸抱着我的人的耳朵(印象中，要是有戴耳环的摸起来不顺手)。

现在也都算是有几个年纪了，别家小孩也没我这般喜欢“浪费时间”的不良嗜好，都务着各类正业，做着各门工作，结着各式姻缘，发着各有照片，过着各种生活，有着各样烦恼，交着各目朋友，说着各自道理。却离着各是距离，忘着各怀梦想，候着各去归处…  我其实一直很好奇，大家究竟过着怎样的日子。当然，不必回答大致也猜到。最多的莫过于“这也没什么不好。”

是啊，这没什么不好。意思是，不知想要为何。

如果说这就是长大，这就是人生，这没什么不好。

除了，这一点都不浪漫。

无用之技 —— NAS

Neko — Sat, 15 Apr 2017 00:00:00 GMT

前言

自年前出于兴趣着手研习至今，已有两三月。成果虽是有，却或多或少去想自身是否又学到一技无用。

该文更多是捋顺了一遍思路及其操作过程，其中附加一些阐述、思辩及理解，其中对于 NAS 的搭建及网路的配置并未详细书写。

这是一篇枯燥之文。

提笔为此：
- 记录并分享年前至今所学所为之成果
- 思维及文字的组织练习
- 尝试 markdown 语言进行书写

起

为什么选用固态硬盘？

我自大学时期换至第二个超极本，为追求速度，亦因价格昂贵，且存储需求并不强劲，故一直使用小容量 SSD（即 Solid State Drives 固态硬盘）。 250 GB 的存储大小可能对于很多同学来说是觉得不可思议，诚然，在我们这一辈人进入大学时，500 GB 就已经是标准配置，更不必言我先前的本子使用的 SSD 120 GB 大小看起来有多么捉襟见肘。

先说现状

如下
- PC
  - 256 GB SSD（Windows）
  - 250 GB SSD（OS X）
- Ultra Book
  - 250 GB SSD（OS X）

以上是我现今使用的两台电脑的存储情况。之所以选择固态硬盘，前面也已经提到了，是速度。这里不谈深圳的一些山寨品牌，就国际上几家大厂的产品来说，从测试数据来看固态硬盘的整体速度平均在机械硬盘的 三倍及以上 ，更不用提现在逐渐铺货的新接口（M.2 接口）固态硬盘，速度更是 十几倍以上 。那么，硬盘的速度对于电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就我个人的理解，电脑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其下的硬件都有明确分工。这里只挑存储，处理器部分来聊。打个比方，我们做作业。硬盘可以看作是题本，上面写满了密麻的问题，这些问题即是存储在各式各样得题本上的。而我们面对问题时是需要去解决的，要解决问题毫无疑问需要计算，不论计算所得的是对的，错的，或是无解，它们同属于结果的范畴。

这个过程于我们而言，简化后，在忽略问题复杂度下，是：

老师发下来一个题本要求同学得出答案（结果）
题本上有需要解决的问题
同学经由眼睛输入给大脑
大脑进行计算
同学用手书写出答案（返回结果，结果是问题的答案）

相对的，在计算机中：

用户下达指令要求一个结果（诸如打开一个游戏）
游戏代码存储在硬盘中（即问题，软件的运行需要计算）
经由总线输入给 CPU（忽略内存读取过程，CPU 内部传输）
CPU 进行计算
输出结果至显示设备（返回结果，结果是游戏开始运行）

然而不同的是，CPU 因为是机械，所以单纯的计算速度是远高于人脑效率。我们人用肉眼输入的问题的信息量及效率是远远不能够满足电脑的计算效率，当输入的数据量不足以支撑计算所需的条件时，CPU 就得等待到数据量足够才能进行计算。而电脑中代码经由硬盘输入，若是硬盘的速度不够快，这就造成了 CPU 得等待从硬盘读取的数据，而等待的过程中，CPU 是不能够进行计算的。

就好似如果一道应用题的所有条件没有了解到时是无法得出结果的，而此时你唯一能做的只是把条件都好好读完。

综上，可以得知硬盘速度对于电脑整个系统运行速度的影响。

即硬盘速度越快，电脑的效率就越高。从开机时间至打开关闭保存，无不相关。

固态硬盘与传统机械硬盘的区别在于，固态硬盘使用闪存颗粒进行存储，机械硬盘则使用磁碟来存储。粗略理解，磁碟转速再如何的快也不能及一股电流通过线路的速度。

承

问题

起因是选择了速度更快的固态硬盘，基于价格考虑，所以相应的缩减了硬盘容量，然而，硬盘容量这个指标于我们使用者来说，是否是一个影响比较大的因素？

这需要综合来看。实际上电脑以及互联网的发展可以看作是一个鳞次栉比的过程。需求在不断的提高，技术也在不断的跟进，但，我以为，它们之间总会出现错位的时分。即是总有技术跟不上需求/需求跟不上技术的时刻，当然，很快它们就会出现重叠，然后再经由新需求，再生成新技术，长此以往。

依稀记得在很小的时候，那个时代软盘这种东西还是主流的存储介质。一个3.5 寸大小的软盘双面容量综合为 1.44MB（1GB=1024MB） 。那个年代互联网远未普及，游戏因为容量的需求较大，所以常能看到游戏软盘可能会有两块甚至更多，且游玩过程中当一个软盘一面里的/软盘里的内容完了，需要你取出软盘，翻个面，或者喂进第二块软盘才能继续游戏。那个年代，不论电脑运行的系统，还是你存储的资料。统统都装在这些五颜六色的软盘里，想想还真是可爱。人们照样乐此不疲的使用着。真是远古的时代，让我忆起了还在读幼儿园的自己。

现在可能很难想象一块 3.5 英寸 的硬盘（台式机一般使用3.5 英寸硬盘，笔记本使用2.5 英寸硬盘），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容量竟只有1GB。是的。在 91 年我出生那一年，第一个3.5 英寸容量 1GB 的硬盘刚由 IBM 推出。

再看看现在，某宝上能搜到的 60GB 硬盘也不知是哪般年代的洋垃圾。目前 500GB 仍然是标配。更高的跨度可以从 1TB 至 8TB 甚至更多。

产品的出现始终是由需求来决定。显然，对于更高的存储容量，需求始终存在。

更多的容量对应更高的需求。然而，作为一般使用着来说，我们是否真的需要更多的容量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固定的，但是既然是限定了在了一般使用者，那答案也是存在一定范围内的。一般消费者也是分有很多层次，而不同层次对应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而你的需要是根据你的需求来定的。所以有了一个最宽泛的答案，即——合适。

日常上上网看看新闻，电影，听点音乐，偶尔玩点流行的网络游戏，处理一些工作上的文档，码码字做做编辑。 120GB 也是能算进去的，进阶一些，若是会管理的话 120GB 亦是可以做到绰绰有余。另一方面现今网络发展程度比较成熟了，已不像许多年前 100KB/s 的下载速度也觉得很快啊的情况。实际上网络可以看作是电脑的一个全球共享的超级大硬盘，以前的网络的传输速度无法满足仅通过一根网线就能看到比较高清的视频。所以更多是采取下载下来的方式观看，而这就需要不少硬盘容量，如果搜集的多一些，吃紧是很常见的。可现今不同，一根网线，就可以做到观看满足一般消费者的影音节目。所以也不需要弄那么大了，使用是完全没问题。当然，玩游戏你还是得下载，可现在的人，玩的游戏多是网络游戏，且多是固定在那么一两款上。所以也是可以满足的。

而作为一些影音工作者，设计从业者以及特殊行业和发烧级别的玩家来说。这点可怜的容量是远远不够的。

不论是存放一些素材，还是存储极清电影，无损音乐，游戏等。或者有特殊搜集癖想要装多一些小姐姐(?)，都是无法满足需求的。

这中间就出现了一个矛盾。既想拥有本地设备的高运行速度，又想拥有海量的存储容量。显然，购买海量或高容量的 SSD 是不现实的，何况最近这一块的产品价格还在疯长。而大存储又无法兼顾速度。

这就提出来了一个问题。

转

问题需要被解决

是的，作为一个可能的设计从业者，游戏爱好者，对于生活品质有追求（废话，每个人都有这个追求！）的我来说，不论是自己平常练习所留下的源文件，还是自网络搜集的各种素材，以及想要保存下喜爱的游戏，影音等等等等。无一不在哭诉着它们的需求。但之前还好，我尽量不保存它们，基本都是用完即删，彼时还未曾觉得不够用。而真正感觉到捉襟见肘的时候是一次用 sketch 做设计时因为打开了自动保存以至于到后来缓存文件占据了硬盘的大部江山，直到电脑告诉我『小伙子，你的硬盘已经满了』。虽然靠删除就解决掉该问题，但反思一番，我才发觉我需要更多的容量。

究其原因有（不限于）以下：
- 随着时间推移，存储需求会因为练习次数越来越大
- 喜爱的电影，音乐甚至游戏等，我都希望存在本地作为收藏随手可得
- 因为是使用非苹果的设备安装 Hackintosh，且工作性质对于备份有需求，所以希望能用到苹果的 Time Machine 备份
- 素材若是存在本地就可以节省去每次用到时去查去下载的时间

既保证电脑运行速度，又保证海量存储。我挑出了在脑子里想了很长时间的方案。

NAS（Network Attached Storage 网络附属存储）

简单来讲，就是一个通过网线进行读取的存储设备。先从存储说起，NAS 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唯一任务就是存储。只要有需求，你就可以简单的像复制甚至打开本地硬盘的文件一般从 NAS 服务器读取。狭义的——可以看作放在角落只连着网线电线且通过网络使用的一台装有大容量硬盘的电脑。广义的——一台服务器，通过网络，你可以使用任何设备在家里访问，在路上访问，在工作地点访问。当然从家庭网络以外访问需要有强大带宽支撑。

市面上有成熟的方案出售，估计听得最多的就是 Synology（群晖） ，因为该公司提供的方案对于普通人讲易用性很高，所以被人提及特别多。当然还有一些小厂商也在做，只是成熟度不及前者。这些是成品方案。

而我选择 DIY 。为什么？因为成品方案的价格，多多少少还是挺能引起注意的。虽然方便，买来插上电就可以用了。可我有个隐性的需求是好玩（zhe teng） 。 DIY 的更低成本及更高可玩性、扩展性都是相当具有诱惑力，可以说为今后带了无限可能，因为一切都是自己可以掌控的。当然，相应的要付出时间作为代价来弥补它们之间的差价。

关于 NAS 系统的选择，其实很多。以下罗列出一些我在探索过程中认为可用性相对较高的部分 NAS 系统：
1. DSM （群晖官方系统，在非官方硬件跑 DSM 称作黑群辉）
2. FreeNAS （基于 Freebsd 系统的开源 NAS 系统，功能强，界面设计挺帅，但硬件要求高）
3. Openmediavault （字义为开源媒体仓库，由原 FreeNAS 核心成员 Volker Theile 发起的基于 Debian 系统开发的开源 NAS，主要面向家庭及小型办公环境）
4. EasyNAS （相对年轻的 NAS 系统，因为年轻，大概目前还不够成熟）

我从以上中选择了 OMV ，因为其对于 树莓派 这种基于 ARM 架构的设备有良好支持。

硬件的选择，手上刚好有一块除了跑 Finalspeed 客户端和 Minecraft 服务器就吃灰两年的 树莓派 ，就它了！

那什么是 树莓派 ?

以下摘自百科

Raspberry Pi(中文名为“树莓派”,简写为 RPi，(或者 RasPi / RPI) 是为学习计算机编程教育而设计，只有信用卡大小的微型电脑，其系统基于 Linux。

Linux 系统几乎主宰服务器领域已经不知道多少年了，所以其稳定性有目共睹。特别要提的是功耗，NAS 作为一台 24*7 的服务器，如果功耗比较大即意味着电表会转的更快，恰好 树莓派 基于 ARM 架构的硬件使得其功耗如果作为 *NAS* 服务器来说甚是喜人。更不必言其价格，每一代几乎都稳定在 200 出头。

但有个问题是 树莓派 作为开源硬件，其设计之初是面向教育领域的，所以其 I/O 性能也只能以『够用』来形容。数据显示，其网口与 USB 接口是共享带宽的且纸面带宽也就 100Mbps ，即换算后，能达到 10MB/s 的传输速度。这对于现在 PC 广泛使用的 SATA3 接口的 6Gbps 带宽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一开始基于带宽考虑，我也寻找过替代 树莓派 的方案。但除它以外的硬件纵是有代 SATA 接口的怪物，但终是因为其社区支持不够望而却步。

对于想要使用开源硬/件软件来说。社区支持够不够好私以为是衡量这个东西是否可取的非常重要标准之一。拥有活跃的社区支持的开源硬/软件意味着当你碰到某个问题时可以有来自全球的该社区的开发者/用户帮助你解决。

但之前已经提到过合适才是对的。那么在成本已经合适的情况下 100Mbps 的带宽是否够用呢？

所以在动手完成供自己使用的低成本 NAS 前，作为预演及测试，我利用已有的一块 树莓派 为家父搭建了第一个 NAS 以期其作为家庭媒体中心。

OMV 的安装很简单，从官网下载镜像再根据文档提示利用软件烧录（让我想起了大学时期跑宿舍楼下电脑维修店买白光盘烧录 Windows）进 SD 卡即可。插入 树莓派 开机即可完成。开机后只出现 命令行界面 也不必慌张其是否出了问题，因为它本就只有 命令行界面 ，没有 图形界面 。因为 NAS 的目的单一——网络附属存储。所以存储的操作也是由其他设备通过网络完成的。应该说所有的 NAS 系统都是基于 web 来进行管理，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性能开销。启动完成后都可以籍由界面上提供的 IP 地址 及相应端口进行访问。就是打开一个网页这般简单，在浏览器就可以对 NAS 的各种功能进行管理了。当然，执意使用命令行也没有问题，前提是你得懂。

为家父搭建的 NAS 所用软硬件及成本有：
- 硬件
  - 树莓派（Raspberry Pi）2 代 B 型（225 元）
  - 1 TB 2.5 英寸机械硬盘（365 元）
  - 2.5 英寸硬盘盒（30 元）
- 软件
  - OMV（Openmediavault 基于 Debian 开源的 NAS 系统）（成本 0 元+时间数天）
- 总成本 620 元 + 时间数天

这几样就能完成一个简单的 NAS 了。客户端基于 KODI ，籍由 路由器 中转，就完成了一个所有设备都能访问的家庭多媒体中心。 Windows，OS X，Linux 等主流平台支持的共享协议都是可以简单的在 web 界面进行管理。

在这里，不得不提 路由器 在其间的重要性。 路由器 作为家庭网络的网关，管理着各种设备的 IP 地址 分配，流量流向等，所有的与网络相关的信息都经由这里汇集/发送。可以说是家庭网络的核心。所以，性能低下的 路由器 在流量异常凶猛（即使是局域网内传输）或设备繁多的情况下是处理不过来的。就会出现各种网络拥堵，通俗讲就是卡，没反应。除非你的使用目的单一，看电影就只看电影，上网就只上网，玩游戏就只玩游戏。

所以，若选择要使用 NAS 之类，在运行时流量传输强劲的家伙同时不对其他的网络操作造成影响，建议准备一个相对 强大的路由器 对网络支撑。全千兆网口私以为是最低配置了。

经测试 树莓派 的带宽，在复制相对连续的文件时候速度基本能稳定到 11.2MB/s ，这就是满载的情况了，比纸面数据略好一点。速度对于要求高响应的文件存取肯定不够，可于单纯播放 1080P 的片子是没有问题，更甚， 4K 的一般码率的影片经测试也是没有问题。如果视频压缩码率太高的，我估计是行不通了。但除开 高清爱好者们 就现今家用设备的整体情况考虑。 树莓派 作为 NAS 服务器是完全能够胜任的。

所以在年前拿回去后，现在父亲家里不论是 投影仪 ，电视盒子 ，电脑，手机都能通过局域网访问到 NAS 中的影视资源。想必我搜集了接近 1T 的诸多资源 （当然不是手撕鬼子啊！） ，相信家父在一年内都消化不完。

家中使用的路由器是 0 元撸来的 斐讯 K2，100Mbps Lan 口。虽说满载时时其他设备上网会受影响，可对于看电视就只看电视的老爸来说，没有任何问题。

可以说，刚好合适。

以上经过了我的诸多测试，且我个人更多的是存储需求并不需要兼顾高速传输。最终敲定以类似方案完成自用的低成本低功耗 NAS 。

自用 NAS 所用软硬件及成本及路由器成本有：
- 硬件
  - 路由器华硕 AC68U （500 元）
  - 树莓派（Raspberry Pi）3 代 B 型（230 元）
  - 3 TB 3.5 英寸机械硬盘（635 元）
  - 3.5 英寸硬盘盒（60 元）
- 软件
  - OMV（Openmediavault 基于 Debian 开源的 NAS 系统）（成本 0 元+时间数天）
- 总成本 1425 元 + 轻车熟路的时间数天
实现的服务有:
- NAS （解决存储需求）
- 下载机 （籍由树莓派完成下载任务到 NAS 硬盘，内网穿透后可远程添加下载任务）
- 迅雷远程下载 （籍由迅雷远程下载客户端 xware，其实也算到下载机里啦，不过国内这些个仓库的种子用 Transmission 根本下不动！）
- Kcptun 客户端 （用于加速路由器上运行的『不可描述』）
- 多媒体中心 （籍由 Kodi 作为客户端，备选可用 Plex，但这个需要购买授权）
- 私有云网盘 （基于 Nextcloud ，已绑定域名，可在任何有网络的地方访问，可同步）
- 时间机器备份 （同苹果时间胶囊功能，用于备份 OS X 系统）
- Web 服务器及数据库 （私有云其实就基于这个了，端口原因没跑别的了）
- Docker 容器 （当前未发现有适合我的好玩的 Docker 镜像）
- 哎呀我实在是想不起还有什么了！
...

结

啊？我都写了些什么？！

基本上，现阶段的这个问题就这样解决了，电脑上就只专注于当下要完成的东西以确保工作时候的高速响应。而 NAS 则作为存储、备份的一片栖息地外加可以在任何有网络的地方访问的私有云，方便工作上的一些同步。同时满足了固态硬盘带来的电脑的快速度及廉价海量存储的需求还额外附带了一些赠品。

当然这里只是一个开始。

因受限于成本，所以选择了这样的软硬件。但说实话这一套就我自己而言是满意的，为什么？因为它合适，刚好解决了自己当下的需求，不论是金钱上还是使用上，不多，也不少，刚刚好。同时，若是有个家什么的，多媒体中心也能带来很好的体验。

写到这里我已经老眼昏花了，说真的，在这么两三个月的过程中，因为阅读大量文献文档及帖子，可以说 80%以上都是英文的。也不知道是因为新本子的屏幕太小而让字显得小看起来难受还是说自己没有习惯这些密密麻麻的字母。总之是觉得最近的视力肯定有下降，时有觉得看着模糊的时候，真是难受。

看来得考虑去医院做个检查，但是没人陪我去啊！我害羞！

相应的，得益于这阵子的大量阅读，还是可以感受到英文的阅读能力有不小提升，同时还学到了不少有关但不限于 Linux 文件系统 路由器 网络的新知识。且新添置的路由器，以后不论辗转何处都可以带着它。插上就部署完毕。毕竟现在我都不在电脑上跑代理软件了。全靠 树莓派 和 路由器 的配合来完成这件事。设备连上路由即在不经意间完成了那些 『不可描述』 的工作。

Markdown 用来书写确实很好用，对于文章的规范和可读性都提供了不小的帮助。就决定是你了！说不定这篇文字的组织形式会成为今后的模板之一。

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写这么多字吧。8500 字！哭！

估计这种枯燥的又臭又长的文章不会有几个人看的吧。因为我写都写得想吐了还觉得写出了一堆废物。更可气的是这些废物花费了我至少 10 小时来完成！懒得校对了。

反正作为一个可能会成为设计师的我来说，已经拥有够多 （看似） 无用的技能了，这次也只是多了一些而已，没什么好嫌弃的。

写在我的25岁

Neko — Sun, 25 Dec 2016 04:26:00 GMT

偏偏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我也会有 25 岁的一天。

是的，要从来到这里时算起，我确确实实度过了世间的 25 个年头。

从普世价值来看，到目前为止我应是算作失败者里面。  你看，我自幼喜静，无甚成绩，相貌平平，目不识丁，语不惊人，文不对题，歌不能入耳，音不可对律。恋爱会失败，做事遇障碍。

指不出有哪一点在闪光。

我想你从第一个字开始时，就在等着这一着。看吧，即使在这里，我也免不了俗套要来个转折，就像你料想的一样。可见是多么的失败啊。

唯一让我安慰的是，我的转折却不是一百八十度的辩解，它是平的，是沿着先前的设定前进的接受。

首先抛出的是一个问题。

你认为，什么是成功？

恕我直白，当你试图从嘴里说出你的成功并要他人接受时，情况已经反转成你是失败者了。因为你试图用自有的价值尺度去量仗拥有不同尺度的他人且试图让人接受，这注定了，是要失败的。就好似，用厘米和千克去作比较一般。

所以，就算我有失偏颇，跳脱出普世价值，作为一个体验者。自认是朝向成功的，这一切我所拥有和经历过的点滴，都为现今的我。就算作我的自大，久而久之，冥冥有感，自我胸中明了与思辨的事物该是比多数同龄甚至长者也多。

当然，我话虽是激进，不过我想正在看这些的朋友你，该是会明白我的用意。

我始终感激我的父母。从他们身上，我继承了很多。

自由意志以及温柔。

从前我几乎只把注意力放在了自由意志对我造成的影响，而忽视了温柔这一元素。

猛地一暼，却惊觉其中门道难觅。

可别小瞧了温柔。这个新鲜的视点我自己倒第一次摸到。

是的，我想，温柔确实是学不来的，因为它总是被镌刻在了一个人深层的性情当中。除非是改变性情，可这谈何容易。即使通过如此方式也只能说是习得而非学得。

习和学有何差异？

学，很简单，依样画葫芦。

习，反复练习，却是在不变的定式中，去体会真意，那种你甚至无法以言语诉说的意。

所以，单单看一个人假装出来的温柔，不论你懂不懂，也是能轻易明了百出的破绽。因为这样的假装，是根本感受不到一些极其微妙却又至关重要的细节。

推陈开来，这也说得通我那天生的敏感了。就像“学习”一词也要分开来看，才能明了它究竟是讲的什么意思。就两个字，就已经把它们要教给我们的真理和方法展现得淋漓尽致了。

是的，温柔往往与一个人对于周遭的敏感程度挂钩的。因为敏感，你才感受到细节，因为感受到了细节你才能处理细节，因为处理了细节别人才感觉到细腻，因为别人感觉到细腻才能感觉到温柔。以我浅显的以为，大抵是如此的。

聊聊我 25 岁的现状吧。

肄业，是的，我是一名肄业生。我在大三时作出的退学的决定。这可能是让绝大多数认识我的以及亲人们人大跌眼镜的，毕竟一直以来我给的印象总让大家以为我就是那个乖乖，按部就班是顺理成章的事。很抱歉，墨守陈规这种看起来符合我的东西，实际上却是同我的理念有异，这是从很早以前就埋下的种子。我想或许我可以去当个演员，因为在这之前，我似乎都表演得挺好，哈哈，开个玩笑。这是我第一次公开这个事实，在这之前，只有我父亲以及极少的同学朋友知道。掩藏至今是因为我得考虑到亲友舆论对于家庭和认知差异的冲击及其后果。显然，现在时候已然成熟。

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学业里我看不到令我感兴趣的闪光点，所以最初构想是自己干，以捕获当时各大高校的某项供应为目标，就算是现在的市场当量，我当初的构思里，即使现在看来很粗糙，似乎仍未见有人真正的去吃那块肥肉。

当然，至于何以胎死腹中，我不细谈。

说真的，跑退学的程序真是麻烦死了。

在这中间空白的里，我淌过地狱——抑郁。那一幕的演出，在我的一生中可能都是最恐怖的，同时可能也是最富有的。

或许你从来也没有在将来也不会体验过在饥荒年代里，人们会饿成什么样子，那是什么样的感受。我体验过。

或许你从来也没有在将来也不会体验过一个人的欲望被压抑到冰点是什么样的感受。我体验过。

或许你从来也没有在将来也不会体验过一个人能孤独到感觉同这个世界毫不相干，多一个少一个没所谓活着同死去一样是什么样的感受。我体验过。

…

太多说不完也想不起完。

绝望和崩溃的边缘，我那惊人的韧性再次起到至关之用。那期间我修补了许多我从前未曾指染过的或不完整东西。在表面平静却内里激烈的抗争过后。我想，至少从思想上我是收获丰盈的。虽然看起来我也只是损失过大量体重，可实际的代价唯有经历过的人才知其间惨烈，不可描述。

只愿各位都健康平安。

待业，是的，我现在待业，在离开我人生中第一份正式工作到现在，我休息了快 4 个月了。

或许我这一生还有许许多多的未知。好不困难一步步吃力地爬向深渊边缘，我发过拙作，有幸受过人们注意。

深圳对于第一份工作有些远，对于未曾痊愈也不可能痊愈的我来说，不想在准备好前立刻就被拖入另一个深渊。所以未给反应。

旧金山，虽说美国在从前就一直是我向往之地，可当时刚完成异常严重的内耗，马上要投入新的挑战几乎不可取，深圳不可，湾区亦不可。

再后来就是在成都，因为就近。比较符合预期，所以在先前对方主动找到我邮件交流后头天电话联系第二天面谈第三天就签合同开始工作，在找上我时，他们手里压了有 400 份设计师的简历，所以说思想的威力在闪光了。

是的，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创业公司，互联网，app，做安卓手机的启动器，基于启动器未来布局面向广告，应用分发等。

初创公司嘛，微型团队，头衔什么的无所谓，正反都是一个人顶十个人，相关甚至不相关领域，什么都干，工作量巨大。而我也从一开始就异常的拼。加班，通宵，手到擒来。期间每一天都面临着新的挑战。挑战之于我，其实并无大碍，也就是掌握新的知识和技能，解决新的问题，自觉在行，有时甚至附带有趣。

可一开始学走路，谁都有摔跤时候。创业嘛，因为是启动器，且产品规划对于技术的可行性要求偏高，所以即使一直在招开发人员却始终找不到合格的人选(是的，是合格不是合适这让我体会到了，其实不努力的人还有太多太多)，所以只得选择技术外包，可带来的问题是沟通成本巨大(其实这完全是可避免的，无奈对方确实极难沟通，连我这种脾气的都焦灼)，天天撕逼…

另内部需求一直改动，流程混乱，外加我自身本身是同时面临这些压力外加新挑战。所以在所有综合因素下，我的负担极其严重。久而久之，除却肉体，我的精神也开始被蚕食。

逐渐的，毕竟高强度不可久为，我的状态开始糟糕起来，公司见状也和我提加薪以缓和，可我未有接受，我告之道，“不是钱的问题。”并又说明了一下我们当时遇到的种种以及这些种种给我的工作量及压力加了多少砝码，可即使讨论后，我们仍清楚，在当时一切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毕竟现金流还得考虑后续的事。

此后我仍是坚持，可因为长期的急行军，我逐渐感受到自己又在迈入另一个深渊，而造成这些后果的压力，公司其实一开始就可以避免的。可我也知道 CEO 大哥待我不薄，所以也不曾想过推之即去，这并无道义。

所以最终在完成所有需要设计方面完成的必须资源后，在压力重压下即使是身体都快要坏掉的时候，在那个周日和家父通过电话诉说过情况后，在第二天发觉自己没法从床上起来后。

我就未曾在公司出现过。

我用微信第一次叫了 CEO 一声哥并说明了缘由，为了为他们打气，我最后一个月薪水也是放弃了的。哪怕在我真正融入某个团队前要我称兄道弟会让我觉得异常别扭，但是出于我的敬佩，我还是说了，我知道他们很强，我也知道大家待我如兄弟，可我是有自己的底线，我是绝对不会选择用自己的健康来换取报酬的，这是在很早之前我就明确过的一件事。

因为是成年人，所以我拥有选择的权利，就像所有人也拥有一样。

况且设计，虽说不完全是创造性的工作，可仍是有这样成分，而高压对于这来说是异常不利的。我不可能放弃自己未来的可能性。

在那之后，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喝了整整一个月闷酒卸压，是的，我又多了一份新体验，直到我看到酒就反胃…

所以，即使要我再来一次，即使公司未来真的发展壮大我可能成为元老，面对相同的情况，我仍然会毫不犹豫的在适时选择退出，因为，于我而言，这才是明智的，不让自己后悔的选择。

金钱，名声，于我皆是在外，只是附带。

毕竟在我的观念中，我和公司本就是一种合作关系，且事实本就如此。

最近无意间在谷歌商店发现自己做的东西在公测了，倒是欣喜，无论如何，这里面也是蕴含了自己大量心血，更不必提 4 个月间掉的十几二十斤体重。

愿你们一切顺利。

关于将来。

将来就是很快便会来了。

我也不担心自己今后的脚步会走向何处。不过很快我大概又会经历人生第一次投出简历吧。

他从不担心自己被人群淹没…

我妈可能会增强“你耍朋友了没得啊？！”的频次来刺探我的隐私，哈哈哈。

该争取的争取，是随缘的随缘…

至此，我要特别感谢一路给予我支持的兄弟，在最灰暗的岁月里，没有你们的哪怕只言片语，我可能撑不到今天。说你呢，笑什么笑。

另还有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掌握着核心科技，不对，是我的黑历史，想想都害怕，唔～唔～唔～唔～唔…

感觉后面写的有些乱，毕竟又熬夜到四点了，回家了还是想早一分入梦。

至此打住，希望字间藏匿能给予你一分启发，毕竟公开发出除却记录，亦是为寻交流。

偏偏做梦也想不到，我也有 25 岁的一日。

其实久而久之，这般不闻不问，每到生日，却是些许落寞。

习惯多了之后，甚是心酸…

左顾右盼，也只好祝我生日快乐。

睡罢

荒唐

Neko — Sun, 14 Feb 2016 03:05:00 GMT

拍照作为一项个人爱好，自第一台 iphone 起，不经意已然陪伴了我好些年生。磨合后到现在，成为了生活一分子。最狂热时候是每次走在路上脑袋就没停止过转动，四处寻找可能的故事并记录。现在虽没这么严重，但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融入了身体，挥之不去。  虽说从按快门到最终呈现的至今全凭感觉，未曾系统的了解，但就我个人的理解，“摄影”，当然我以为还不敢高攀摄影一词，作为一种表达和自我表达的方式，它的目的即是传递情绪，即，当有人看到如是的照片是会有何种反馈，传递我想表达的，让他感受到何，想到什么，想起什么，甚至引发一系列思考。一旦有反馈存在，那么，私以为这张照片就有存在的价值。所以，从这样的角度理解，即拍照并不局限于创作所持的工具好坏，而受限于镜头后边的那一颗脑袋。那双眼能看到什么，看到多少，看到多远。我的观念中，内容永远是先行于器材的，只有内容才有资格谈需求，内容需要什么，器材才需要达到何种程度以满足前者需求。内容决定器材。

这个结论我想稍稍抽象一番，是适用于所有事物的。如果是车，那只是一个代步的工具，和自行车本质无二，能让你坐着去到他方，那就可以解决代步的需求。但显然，人，除去你是一名奉行极简生活的实用主义者，是不可能只有单一的代步需求，你还有品牌偏好，有伴随审美一起产生的“这辆车帅，我喜欢，那辆丑，讨厌”，有经济限制，有要求收获他人目光的虚荣心需要满足。

所以你最后会选择自己看来酷，觉得他人看来炫，自己偏好的品牌的汽车一辆。你以为是自己主观上在做出判断，而实际上，是你的需求们在做选择。

理顺了两遍，到这里，我会尝试把这样一个供求关系再向上推至人生。一件事，做，还是不做，这完全取决于你的需求，你需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因为这件事有没有必要做完全是基于需求来做决择。一旦你确定哪些需求是必要完成的，那余下之细枝末节即随之迎刃而解，至少人生道上那些重要的决定即从下决定开始就定在了正确的方向，免去了不少令人纠结不前的烦恼。

至此，目标是明确了，至于如何到达，旋即转变为“条条大道通罗马”。期间需要做出更多细化之决择，不过明了了选择的本质，也就没什么难得住你了。

真的就难不住你了？哈哈，怎么可能这游戏会这样简单，另，人这一生终不是成就了一个两个无数个目标就能成就了自我。如是之本质，如是之准则，不过是从理性单方面看到的。人何以生而为人？是因为你还有一半由感性构成。

你的一半在述说他的需求，你的一半在述说他的需求。

你怎么玩儿？

你是愿意满足理性所有的需求还是满足感性所有的需求？换言之，你是愿做这一半的“我”，还是愿做那一半的“我”？这样的“我”即是真正，完整的我？做“充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还是做“百无一用是书生，买菜讲价不几何”？

别听我鬼扯。先贤们也走到这一步卡壳的多。我管你莎士比亚是“to be"还是"not to be"。这始终是全人类永恒的话题。更不是我这般浅薄可以作答的。

私以为，保持平衡可能是最优解法。这兴许能够解释，为何真正的大家，在某个领域可以走到最远，而亦不失优雅，待人平和。

写到这里，感觉后部分有失谦和，大致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游戏怎么玩儿，自己在心里就开始歇斯底里地叨念出这些字句。

有气，有趣！

阐述不够详细，篇幅受限。我整理写下心头所想，一是记录，二是交流。

即便你要说我在装逼，有件事我也不得不提，我真他妈困得不行了！

幻视幻听，恍兮惚兮…

传承

Neko — Fri, 03 Jul 2015 02:32:00 GMT

人们，人们总是追逐快乐。

趋利避害，该是刻在天性里头。烛台上的闪光，总教人沉迷，恰似台下摇曳的影，总教人略去。

沙发上的少年戴上耳机要想隔绝世界，其实不能。有一个身影，垂垂老矣。在这四下无人中闪着光。

“唉…”是一声疼痛的叹息。  这是在思忖了半晌后翻身走近时才知道的。

“怎么了？”少年问道。

老人缓慢抬起目光，似个错事小孩般迷惘。

“孙儿，你什么时候起来的…

第一反应并不是说疼…

“我没有睡。”少年答道，也是因为那孤单的身影和关切，才走进房间的。这是少年几个月来回家的第一晚。

“唉，疼…”消沉的语气中双手笨拙鼓捣着手里的药。

“疼得睡不着。”老人低头看手接着说，然后是粉末撒入杯子的嘶嘶。

少年目光转向一旁的温水瓶，像在等待一份指示。

“给我倒点热水，一点。”话语同少年的动作似乎是同时传出去的。然后悉簌声缠绕着雾气，不一会儿就都不知飘去了哪里。

回过神时候，少年已然半蹲着坐在一旁，手顺着干枯的背脊安慰着，似乎想要帮忙分担，心想着，一丁点也好。

透风的嘴咂了下舌头，道“孙儿啊，我怕是…

“哎呀，想这些做撒子，乐观点。”（没说出来的是“不是还有我陪着你嘛。”）少年的打断似乎没什么用。撞上的却是老人转头一个目光。似乎看穿了那意思。

老人点了点然后埋着头，呼吸急促了一下。少年装作不知，手仍旧在背上滑动，半蹲着的腿已经发麻。

“你要不要到床上躺着？”

“糖，我吃点糖。”该是刚才的药太苦，撑起身子从竹席下摸出一块薄荷糖。熟练的剪出一道口，靠近嘴试图嚼一口。少年灵光一闪，接过糖块，带着包装纸拧下一角。

哐当，糖块在杯子里跳了个舞，翻了几面。还不等安静下来，温水似意犹未尽又卷起了糖块。最后同杯子一起在少年手里来回摇曳。

大约十个秒的光景。交融的糖和水被递给了老人。

一饮而尽，似饮酒般畅快。停顿了一下，再看了看四周。

“没什么吃的。”似乎是想奖赏一番眼前这孩子。

“外面桌子上有。”少年好似也不示弱。一个转身就出门打开了一盒牛肉干。拧下一块糖大小。再回身去，躬下身，还不等疑惑像变魔术一样凭空在老人手里变出一块“糖”。

再对着做了一个莽进嘴的动作笑笑。老人照做，眼睛半眯了起来。少年追问道“好吃吗？”另一边连忙点头。

“含嘴里，慢慢嚼。”

然后扶老人躺下，理了理毯子给盖上。

轻声关灯从房间走出径直打开了客厅的窗。

“还下着雨呐！”

马路的中间一只流浪狗也不知道在做什么，头转过来过去看了半晌，再一趔身跑去了看不见的地方。

少年再打量了下这他长大的街道。心想，就要出发了啊！哈哈！哈！

深呼吸过后，关上窗户转身躺到了客厅的沙发上。

然后我又带上了耳机。

随笔

Neko — Mon, 29 Jun 2015 03:05:00 GMT

当我揉搓着手里衣服的时候，我发现之前同你说的今天可能是在这里最后一夜是错的。

上一批是我第一个，而这一次，说起来我也没想过踏出这门还能回来小住。所以，我选择了最后。  什么理想抱负，不谈，吃酒时我话不会多，只简洁再扼要，或许是我沉默太长时间言语在退化。从不推脱谁来碰的杯，即使我清楚自己不胜，迷离里仍是蹦出一句“少批话”。交错间我看到更多是性情。

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最后再到繁复的社会，我知道，如此顺序，人与人的圈子皆层层紧缩。大二时候的文章里我写道，这一切，都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因为要收获，所以有代价。老实讲，我自己曾一个人许久，还是会孤单怕了。所以我喜欢你们这些家伙让我觉得自己还存在。

回顾一下大致一年的颓然和一年的离群索居。期间自己承受过压力，看过几本书，想过许多问题，拟过些许创意，熬过许多夜，吃过很少东西，一人喝过闷酒，抽过不少烟，没有人说话，几乎不接电话，留过一次长发…大多看起来是负面的。所以期间自己也时不时说，这两年几乎没有成长。

转念再想，我的经历该是特别的。负面的东西在生活中也没人能跑的掉，区别只在于我集中享受了一番罢，而其他人大多穿插在日常。这没什么吃亏的，这些代价让我收获波澜不惊。再说了，根据我定义的人生守恒，后面该是更多的正面。而我现在对这一切的感觉也在不断修正着。

说实话，我讨厌这种老练到单纯只靠理智来判断的状态。这样的做法总是教人觉得迷失了自我。个人认为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时间流逝中自己变的不像自己了，因为一切在理性支配下，都是以利益为准则，以好为准则，以不吃亏为准则，没有丝毫感性的释放，即使任性释放一番，事后理性仍旧会回来折磨你。所以在情感方面我希望感性能大量支配以保持自己的平衡，哪怕这可能让我觉得痛苦。但我不会放弃保持自己的纯粹。因为我不愿活得似番行尸走肉，或人类长河里的一粒沙。我是一粒沙，我愿做有灵魂的沙。

“人生就像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

对于下一颗，我不会去作期待。拿得起，一般，我不会拿，可一旦拿起来哪怕要烫穿我的手，我也是不会动摇丝毫。放得下，一般，我不会放，但只要我拿起的一切透支完我的最大努力和底限，我不会回头，沉没成本于我眼里不过云烟罢，或许这只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

写着写着，也不知道飞去了哪里，本想让字们读起来漂亮一些，可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在阐述时候也自顾自没了那么多虚设。干脆起随笔吧。

从三味书屋那桌子上的“早”再到我从前一张桌子上的“苦”。

我所做的所经历的一切，让我得以在这个时刻能够写出这些无聊？的东西。让我认识这些人。

所以我不曾有过半点后悔。

吾深知这一切是必然。

就到这吧，我已经睡着了。

剩下的，是阳台上一排挂着的毛巾和隔板上的杯子与牙刷。

不完全爆炸

Neko — Mon, 09 Feb 2015 00:00:00 GMT

一个意志与另一个意志有几种关系，一个意志改变另一个，一个意志被另一个改变，一个意志顺应另一个，一个意志让另一个顺应，一个意志强迫另一个，一个意志被另一个强迫，最好的情况应该是，一个意志尊重另一个，另一个也尊重这个意志。

我想，之前的那些情况重点都是放在了矛盾上，按照一般人来看一旦是碰到了矛盾，注意力就全都被抓到了矛盾的这个点上五花大绑，以至于大打出手的伤伤和气也是常有。

说起来，这也算一门平衡。

分解一下意志之间的尊重，想必什么改变，顺应，强迫都是包含在内的。如此看来这和一开头那单纯的分类讨论两个意志的几种关系该不在同一维度。

一个意志尊重另个意志，另一个也尊重这个意志。“让”该是这里头的核心。

就拿两个人相处来说，假设某男和某女是恋爱的关系，其中任何一方生气或遇事不利导致心境低落甚至愤怒。一方可以选择顺应，诸如安慰，奉承。一方可以选择强迫另一方，诸如施压，争吵。一方还可以选择改变另一方，诸如说服，沉默。

单从某个角度来看，似乎都没有太好的解决问题。只是私以为，将维度拉大一点，毕竟解决问题是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单单从某一个面入手反而是最解决不了问题的，倒是最有效率的破坏平衡的方法，或许值得一试。若是任何事情都那么直来直去，要“围魏救赵”，“以退为进”这些策略来又是何用？

或许，对方并没有错，当然是可以平铺直叙好好安慰一番。

又或许，对方确实是因为自己的过错闹得不愉快，有人却依旧一根筋的直上直下，搓指头算算也知哪怕收场亦不是圆满。

这时候就需要“让”。

单看“让”字，似乎仅仅表达出一个我要吃亏的样子。再看，若加一个条件，一方是非常喜欢另一方的，那十有八九都会选择“让”，且该方又不会觉得自己有吃到什么苦的。

虽就如此一个字，但总觉得里头蕴含的哲理却是颇多。度把握不好，稍不甚就显得来你软弱。老要另一方的“让”，又显得来不爱护和不关心。我想，没有哪一种方法是可以通用。千人千面，千事千验。几乎每一次考卷上的问题都不尽相同，最多相似。说起来相似却又差毫厘，谬千里。

诸如对方确实有不对，不要这么理智的看到问题就直奔而去，可有考虑过对方当时的状态能否被你大义凛然的一阵填鸭，可有考虑如此做只是更为另方添堵？或许，你可以先“让”一番，好好安慰，哪怕情况糟糕到只能沉默，待到平复，再“进”，得以好好互动与交流，甚至轻笔一描，亦不失画龙点睛之妙，只要能沟通成功，效果岂不按理说更好？想想，先“让”再“进”，岂不是维持了这里头的平衡？打岔的会问了“那岂不是又回到了原点”。那我也只能说，大哥，你也是单纯的飞起，请搭公车去“宏观站”再看一看，宏观上来讲，你们不都是在前进么？

“让”，该也不过其中一个核心而已。更多的，以我资质，或还需假以时日。

不过日常的冰山一角，总归道理是死，人是活。拿捏下。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是没人知道这回响会是好或者坏罢。

其实写这么多，是想顺道引出来，万物皆是处于平衡当中如此一个观点。

私以为，不论小到学习考试，端茶倒水。大到商贾尖斗，累卵社稷。皆是朝着趋于平衡的方向。

哪怕你觉得你可以做到理智的看待一切问题。

要明白，理智的以为理智可以解决一切，却偏偏是最不理智。毕竟，不过一个凡人。撇开感性，也算不得完整。

觉得，仅仅一副阴阳图都足矣涵盖一切了，今人自有今人智慧也不妨碍古人也有他们的。只是近来的人们，容易被误导以至于都分不清好坏。不敢再细嚼吞枣，怕洋洋洒洒不可收。山外山，人外人。

囫囵闲散，不知所谓。

满纸荒唐。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Neko — Tue, 24 Jan 1984 00:00:00 GMT

The idea of eternal return is a mysterious one, and Nietzsche has often perplexed other philosophers with it: to think that everything recurs as we once experienced it, and that the recurrence itself recurs ad infinitum! What does this mad myth signify?

Putting it negatively, the myth of eternal return states that a life which disappears once and for all, which does not return, is like a shadow, without weight, dead in advance, and whether it was horrible, beautiful, or sublime, its horror, sublimity, and beauty mean nothing. We need take no more note of it than of a war between two African kingdoms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a war that altered nothing in the destiny of the world, even if a hundred thousand blacks perished in excruciating torment.

Will the war between two African kingdoms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itself be altered if it recurs again and again, in eternal return?

It will: it will become a solid mass, permanently protuberant, its inanity irreparable.

If the French Revolution were to recur eternally, French historians would be less proud of Robespierre. But because they deal with something that will not return, the bloody years of the Revolution have turned into mere words, theories, and discussions, have become lighter than feathers, frightening no one. There is an infinite difference between a Robespierre who occurs only once in history and a Robespierre who eternally returns, chopping off French heads.

Let us therefore agree that the idea of eternal return implies a perspective from which things appear other than as we know them: they appear without the mitigating circumstance of their transitory nature. This mitigating circumstance prevents us from coming to a verdict. For how can we condemn something that is ephemeral, in transit?

In the sunset of dissolution, everything is illuminated by the aura of nostalgia, even the guillotine.

Not long ago, I caught myself experiencing a most incredible sensation. Leafing through a book on Hitler, I was touched by some of his portraits: they reminded me of my childhood. I grew up during the war; several members of my family perished in Hitler’s concentration camps; but what were their deaths compared with the memories of a lost period in my life, a period that would never return?

This reconciliation with Hitler reveals the profound moral perversity of a world that rests essentially on the nonexistence of return, for in this world everything is pardoned in advance and therefore everything cynically permitted.

If every second of our lives recurs an infinite number of times, we are nailed to eternity as Jesus Christ was nailed to the cross. It is a terrifying prospect. In the world of eternal return the weight of unbearable responsibility lies heavy on every move we make. That is why Nietzsche called the idea of eternal return the heaviest of burdens (das schwerste Gewicht).

If eternal return is the heaviest of burdens, then our lives can stand out against it in all their splendid lightness.

But is heaviness truly deplorable and lightness splendid?

The heaviest of burdens crushes us, we sink beneath it, it pins us to the ground. But in the love poetry of every age, the woman longs to be weighed down by the man’s body.

The heaviest of burdens is therefore simultaneously an image of life’s most intense fulfillment. The heavier the burden, the closer our lives come to the earth, the more real and truthful they become.

Conversely, the absolute absence of a burden causes man to be lighter than air, to soar into the heights, take leave of the earth and his earthly being, and become only half real, his movements as free as they are insignificant.

What then shall we choose? Weight or lightness?

Parmenides posed this very question in the sixth century before Christ. He saw the world divided into pairs of opposites:

light/darkness, fineness/coarseness, warmth/cold, being/non-being. One half of the opposition he called positive (light, fineness, warmth, being), the other negative. We might find this division into positive and negative poles childishly simple except for one difficulty: which one is positive, weight or lightness?

Parmenides responded: lightness is positive, weight negative.Was he correct or not?

That is the question. The only certainty is: the lightness/weight opposition is the most mysterious, most ambiguous of all.

I have been thinking about Tomas for many years. But only in the light of these reflections did I see him clearly. I saw him standing at the window of his flat and looking across the courtyard at the opposite walls, not knowing what to do.

He had first met Tereza about three weeks earlier in a small Czech town. They had spent scarcely an hour together. She had accompanied him to the station and waited with him until he boarded the train. Ten days later she paid him a visit. They made love the day she arrived. That night she came down with a fever and stayed a whole week in his flat with the flu.

He had come to feel an inexplicable love for this all but complete stranger; she seemed a child to him, a child someone had put in a bulrush basket daubed with pitch and sent downstream for Tomas to fetch at the riverbank of his bed.

She stayed with him a week, until she was well again, then went back to her town, some hundred and twenty-five miles from Prague. And then came the time I have just spoken of and see as the key to his life: Standing by the window, he looked out over the courtyard at the walls opposite him and deliberated.

Should he call her back to Prague for good? He feared the responsibility. If he invited her to come, then come she would, and offer him up her life.

Or should he refrain from approaching her? Then she would remain a waitress in a hotel restaurant of a provincial town and he would never see her again.

Did he want her to come or did he not?

He looked out over the courtyard at the opposite walls, seeking an answer.

He kept recalling her lying on his bed; she reminded him of no one in his former life.

She was neither mistress nor wife. She was a child whom he had taken from a bulrush basket that had been daubed with pitch and sent to the riverbank of his bed. She fell asleep. He knelt down next to her. Her feverous breath quickened and she gave out a weak moan. He pressed his face to hers and whispered calming words into her sleep.

After a while he felt her breath return to normal and her face rise unconsciously to meet his. He smelled the delicate aroma of her fever and breathed it in, as if trying to glut himself with the intimacy of her body. And all at once he fancied she had been with him for many years and was dying. He had a sudden clear feeling that he would not survive her death. He would lie down beside her and want to die with her. He pressed his face into the pillow beside her head and kept it there for a long time.

Now he was standing at the window trying to call that moment to account. What could it have been if not love declaring itself to him?

But was it love? The feeling of wanting to die beside her was clearly exaggerated: he had seen her only once before in his life! Was it simply the hysteria of a man who, aware deep down of his inaptitude for love, felt the self-deluding need to simulate it?

His unconscious was so cowardly that the best partner it could choose for its little comedy was this miserable provincial waitress with practically no chance at all to enter his life!

Looking out over the courtyard at the dirty walls, he realized he had no idea whether it was hysteria or love.

And he was distressed that in a situation where a real man would instantly have known how to act, he was vacillating and therefore depriving the most beautiful moments he had ever experienced (kneeling at her bed and thinking he would not survive her death) of their meaning.

He remained annoyed with himself until he realized that not knowing what he wanted was actually quite natural.

We can never know what to want, because, living only one life, we can neither compare it with our previous lives nor perfect it in our lives to come.

Was it better to be with Tereza or to remain alone?

There is no means of testing which decision is better, because there is no basis for comparison. We live everything as it comes, without warning, like an actor going on cold. And what can life be worth if the first rehearsal for life is life itself? That is why life is always like a sketch. No, sketch is not quite the word, because a sketch is an outline of something, the groundwork for a picture, whereas the sketch that is our life is a sketch for nothing, an outline with no picture.

Einmal ist keinmal, says Tomas to himself. What happens but once, says the German adage, might as well not have happened at all. If we have only one life to live,we might as well not have lived at all.

But then one day at the hospital, during a break between operations, a nurse called him to the telephone. He heard Tereza’s voice coming from the receiver. She had phoned him from the railway station. He was overjoyed. Unfortunately, he had something on that evening and could not invite her to his place until the next day. The moment he hung up, he reproached himself for not telling her to go straight there. He had time enough to cancel his plans, after all! He tried to imagine what Tereza would do in Prague during the thirty-six long hours before they were to meet, and had half a mind to jump into his car and drive through the streets looking for her.

She arrived the next evening, a handbag dangling from her shoulder, looking more elegant than before. She had a thick book under her arm. It was Anna Karenina. She seemed in a good mood, even a little boisterous, and tried to make him think she had just happened to drop in, things had just worked out that way: she was in Prague on business, perhaps (at this point she became rather vague) to find a job.

Later, as they lay naked and spent side by side on the bed, he asked her where she was staying. It was night by then, and he offered to drive her there. Embarrassed, she answered that she still had to find a hotel and had left her suitcase at the station.

Only two days ago, he had feared that if he invited her to Prague she would offer him up her life. When she told him her suitcase was at the station, he immediately realized that the suitcase contained her life and that she had left it at the station only until she could offer it up to him.

The two of them got into his car, which was parked in front of the house, and drove to the station. There he claimed the suitcase (it was large and enormously heavy) and took it and her home.

How had he come to make such a sudden decision when for nearly a fortnight he had wavered so much that he could not even bring himself to send a postcard asking her how she was?

He himself was surprised. He had acted against his principles. Ten years earlier, when he had divorced his wife, he celebrated the event the way others celebrate a marriage.

He understood he was not born to live side by side with any woman and could be fully himself only as a bachelor. He tried to design his life in such a way that no woman could move in with a suitcase. That was why his flat had only the one bed. Even though it was wide enough, Tomas would tell his mistresses that he was unable to fall asleep with anyone next to him, and drive them home after midnight. And so it was not the flu that kept him from sleeping with Tereza on her first visit. The first night he had slept in his large armchair, and the rest of that week he drove each night to the hospital, where he had a cot in his office.

But this time he fell asleep by her side. When he woke up the next morning, he found Tereza, who was still asleep, holding his hand. Could they have been hand in hand all night? It was hard to believe.

And while she breathed the deep breath of sleep and held his hand (firmly: he was unable to disengage it from her grip), the enormously heavy suitcase stood by the bed.

He refrained from loosening his hand from her grip for fear of waking her, and turned carefully on his side to observe her better.

Again it occurred to him that Tereza was a child put in a pitch-daubed bulrush basket and sent downstream. He couldn’t very well let a basket with a child in it float down a stormy river! If the Pharaoh’s daughter hadn’t snatched the basket carrying little Moses from the waves, there would have been no Old Testament, no civilization as we now know it! How many ancient myths begin with the rescue of an abandoned child! If Polybus hadn’t taken in the young Oedipus, Sophocles wouldn’t have written his most beautiful tragedy!

Tomas did not realize at the time that metaphors are dangerous. Metaphors are not to be trifled with. A single metaphor can give birth to love.

He lived a scant two years with his wife, and they had a son. At the divorce proceedings, the judge awarded the infant to its mother and ordered Tomas to pay a third of his salary for its support. He also granted him the right to visit the boy every other week.

But each time Tomas was supposed to see him, the boy’s mother found an excuse to keep him away. He soon realized that bringing them expensive gifts would make things a good deal easier, that he was expected to bribe the mother for the son’s love. He saw a future of quixotic attempts to inculcate his views in the boy, views opposed in every way to the mother’s. The very thought of it exhausted him. When, one Sunday, the boy’s mother again canceled a scheduled visit, Tomas decided on the spur of the moment never to see him again.

Why should he feel more for that child, to whom he was bound by nothing but a single improvident night, than for any other? He would be scrupulous about paying support; he just didn’t want anybody making him fight for his son in the name of paternal sentiments!

Needless to say, he found no sympathizers. His own parents condemned him roundly: if Tomas refused to take an interest in his son, then they, Tomas’s parents, would no longer take an interest in theirs. They made a great show of maintaining good relations with their daughter-in-law and trumpeted their exemplary stance and sense of justice.

Thus in practically no time he managed to rid himself of wife, son, mother, and father.

The only thing they bequeathed to him was a fear of women. Tomas desired but feared them. Needing to create a compromise between fear and desire, he devised what he called erotic friendship. He would tell his mistresses: the only relationship that can make both partners happy is one in which sentimentality has no place and neither partner makes any claim on the life and freedom of the other.

To ensure that erotic friendship never grew into the aggression of love, he would meet each of his long-term mistresses only at intervals. He considered this method flawless and propagated it among his friends: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o abide by the rule of threes. Either you see a woman three times in quick succession and then never again, or you maintain relations over the years but make sure that the rendezvous are at least three weeks apart.

The rule of threes enabled Tomas to keep intact his liaisons with some women while continuing to engage in short-term affairs with many others. He was not always understood. The woman who understood him best was Sabina. She was a painter. The reason I like you, she would say to him, is you’re the complete opposite of kitsch. In the kingdom of kitsch you would be a monster.

It was Sabina he turned to when he needed to find a job for Tereza in Prague.

Following the unwritten rules of erotic friendship, Sabina promised to do everything in her power, and before long she had in fact located a place for Tereza in the darkroom of an illustrated weekly. Although her new job did not require any particular qualifications, it raised her status from waitress to member of the press. When Sabina herself introduced Tereza to everyone on the weekly, Tomas knew he had never had a better friend as a mistress than Sabina.

The unwritten contract of erotic friendship stipulated that Tomas should exclude all love from his life. The moment he violated that clause of the contract, his other mistresses would assume inferior status and become ripe for insurrection.

Accordingly, he rented a room for Tereza and her heavy suitcase. He wanted to be able to watch over her, protect her, enjoy her presence, but felt no need to change his way of life. He did not want word to get out that Tereza was sleeping at his place: spending the night together was the corpus delicti of love.

He never spent the night with the others. It was easy enough if he was at their place: he could leave whenever he pleased. It was worse when they were at his and he had to explain that come midnight he would have to drive them home because he was an insomniac and found it impossible to fall asleep in close proximity to another person.

Though it was not far from the truth, he never dared tell them the whole truth: after making love he had an uncontrollable craving to be by himself; wak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t the side of an alien body was distasteful to him, rising in the morning with an intruder repellent; he had no desire to be overheard brushing his teeth in the bathroom, nor was he enticed by the thought of an intimate breakfast.

That is why he was so surprised to wake up and find Tereza squeezing his hand tightly.

Lying there looking at her, he could not quite understand what had happened. But as he ran through the previous few hours in his mind, he began to sense an aura of hitherto unknown happiness emanating from them.

From that time on they both looked forward to sleeping together. I might even say that the goal of their lovemaking was not so much pleasure as the sleep that followed it. She especially was affected. Whenever she stayed overnight in her rented room (which quickly became only an alibi for Tomas), she was unable to fall asleep; in his arms she would fall asleep no matter how wrought up she might have been. He would whisper impromptu fairy tales about her, or gibberish, words he repeated monotonously, words soothing or comical, which turned into vague visions lulling her through the first dreams of the night. He had complete control over her sleep: she dozed off at the second he chose.

While they slept, she held him as on the first night, keeping a firm grip on wrist, finger, or ankle. If he wanted to move without waking her, he had to resort to artifice. After freeing his finger (wrist, ankle) from her clutches, a process which, since she guarded him carefully even in her sleep, never failed to rouse her partially, he would calm her by slipping an object into her hand (a rolled-up pajama top, a slipper, a book), which she then gripped as tightly as if it were a part of his body.

Once, when he had just lulled her to sleep but she had gone no farther than dream’s antechamber and was therefore still responsive to him, he said to her, Good-bye, I’m going now. Where? she asked in her sleep. Away, he answered sternly. Then I’m going with you, she said, sitting up in bed. No, you can’t. I’m going away for good, he said, going out into the hall. She stood up and followed him out, squinting. She was naked beneath her short nightdress. Her face was blank, expressionless, but she moved energetically. He walked through the hall of the flat into the hall of the building (the hall shared by all the occupants), closing the door in her face. She flung it open and continued to follow him, convinced in her sleep that he meant to leave her for good and she had to stop him. He walked down the stairs to the first landing and waited for her there. She went down after him, took him by the hand, and led him back to bed.

Tomas came to this conclusion: Making love with a woman and sleeping with a woman are two separate passions, not merely different but opposite. Love does not make itself felt in the desire for copulation (a desire that extends to an infinite number of women) but in the desire for shared sleep (a desire limited to one woman).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she started moaning in her sleep. Tomas woke her up, but when she saw his face she said, with hatred in her voice, Get away from me! Get away from me! Then she told him her dream: The two of them and Sabina had been in a big room together. There was a bed in the middle of the room. It was like a platform in the theater. Tomas ordered her to stand in the corner while he made love to Sabina. The sight of it caused Tereza intolerable suffering. Hoping to alleviate the pain in her heart by pains of the flesh, she jabbed needles under her fingernails. It hurt so much, she said, squeezing her hands into fists as if they actually were wounded.

He pressed her to him, and she gradually (trembling violently for a long time) fell asleep in his arms.

Thinking about the dream the next day, he remembered something. He opened a desk drawer and took out a packet of letters Sabina had written to him. He was not long in finding the following passage: I want to make love to you in my studio. It will be like a stage surrounded by people. The audience won’t be allowed up close, but they won’t be able to take their eyes off us….

The worst of it was that the letter was dated. It was quite recent, written long after Tereza had moved in with Tomas.

So you’ve been rummaging in my letters!

She did not deny it. Throw me out, then!

But he did not throw her out. He could picture her pressed against the wall of Sabina’s studio jabbing needles up under her nails. He took her fingers between his hands and stroked them, brought them to his lips and kissed them, as if they still had drops of blood on them.

But from that time on, everything seemed to conspire against him. Not a day went by without her learning something about his secret life.

At first he denied it all. Then, when the evidence became too blatant, he argued that his polygamous way of life did not in the least run counter to his love for her. He was inconsistent: first he disavowed his infidelities, then he tried to justify them.

Once he was saying good-bye after making a date with a woman on the phone, when from the next room came a strange sound like the chattering of teeth.By chance she had come home without his realizing it. She was pouring something from a medicine bottle down her throat, and her hand shook so badly the glass bottle clicked against her teeth.

He pounced on her as if trying to save her from drowning. The bottle fell to the floor, spotting the carpet with valerian drops. She put up a good fight, and he had to keep her in a straitjacket-like hold for a quarter of an hour before he could calm her.

He knew he was in an unjustifiable situation, based as it was on complete inequality.

One evening, before she discovered his correspondence with Sabina, they had gone to a bar with some friends to celebrate Tereza’s new job. She had been promoted at the weekly from darkroom technician to staff photographer. Because he had never been much for dancing, one of his younger colleagues took over. They made a splendid couple on the dance floor, and Tomas found her more beautiful than ever. He looked on in amazement at the split-second precision and deference with which Tereza anticipated her partner’s will. The dance seemed to him a declaration that her devotion, her ardent desire to satisfy his every whim, was not necessarily bound to his person, that if she hadn’t met Tomas, she would have been ready to respond to the call of any other man she might have met instead. He had no difficulty imagining Tereza and his young colleague as lovers. And the ease with which he arrived at this fiction wounded him. He realized that Tereza’s body was perfectly thinkable coupled with any male body, and the thought put him in a foul mood. Not until late that night, at home, did he admit to her he was jealous.

This absurd jealousy, grounded as it was in mere hypotheses, proved that he considered her fidelity an unconditional postulate of their relationship. How then could he begrudge her her jealousy of his very real mistresses?

During the day, she tried (though with only partial success) to believe what Tomas told her and to be as cheerful as she had been before. But her jealousy thus tamed by day burst forth all the more savagely in her dreams, each of which ended in a wail he could silence only by waking her.

Her dreams recurred like themes and variations or television series. For example, she repeatedly dreamed of cats jumping at her face and digging their claws into her skin.

We need not look far for an interpretation: in Czech slang the word cat means a pretty woman. Tereza saw herself threatened by women, all women. All women were potential mistresses for Tomas, and she feared them all.

In another cycle she was being sent to her death. Once, when he woke her as she screamed in terror in the dead of night, she told him about it. I was at a large indoor swimming pool. There were about twenty of us. All women. We were naked and had to march around the pool. There was a basket hanging from the ceiling and a man standing in the basket. The man wore a broad-brimmed hat shading his face, but I could see it was you. You kept giving us orders. Shouting at us. We had to sing as we marched, sing and do kneebends. If one of us did a bad kneebend, you would shoot her with a pistol and she would fall dead into the pool. Which made everybody laugh and sing even louder. You never took your eyes off us, and the minute we did something wrong, you would shoot. The pool was full of corpses floating just below the surface. And I knew I lacked the strength to do the next kneebend and you were going to shoot me!

In a third cycle she was dead.

bying in a hearse as big as a furniture van, she was surrounded by dead women. There were so many of them that the back door would not close and several legs dangled out.

But I’m not dead! Tereza cried. I can still feel!

So can we, the corpses laughed.

They laughed the same laugh as the live women who used to tell her cheerfully it was perfectly normal that one day she would have bad teeth, faulty ovaries, and wrinkles, because they all had bad teeth, faulty ovaries, and wrinkles. Laughing the same laugh, they told her that she was dead and it was perfectly all right!

Suddenly she felt a need to urinate. You see, she cried. I need to pee. That’s proof positive I’m not dead!

But they only laughed again. Needing to pee is perfectly normal! they said. You’ll go on feeling that kind of thing for a long time yet. Like a person who has an arm cut off and keeps feeling it’s there. We may not have a drop of pee left in us, but we keep needing to pee.

Tereza huddled against Tomas in bed. And the way they talked to me! Like old friends, people who’d known me forever. I was appalled at the thought of having to stay with them forever.

All languages that derive from Latin form the word compassion by combining the prefix meaning with (corn-) and the root meaning suffering (Late Latin, passio). In other languages—Czech, Polish, German, and Swedish, for instance— this word is translated by a noun formed of an equivalent prefix combined with the word that means feeling (Czech, sou-cit; Polish, wspol-czucie; German, Mit-gefuhl; Swedish, med-kansia).

In languages that derive from Latin, compassion means: we cannot look on coolly as others suffer; or, we sympathize with those who suffer. Another word with approximately the same meaning, pity (French, pitie; Italian, pieta; etc.), connotes a certain condescension towards the sufferer. To take pity on a woman means that we are better off than she, that we stoop to her level, lower ourselves.

That is why the word compassion generally inspires suspicion; it designates what is considered an inferior, second-rate sentiment that has little to do with love. To love someone out of compassion means not really to love.

In languages that form the word compassion not from the root suffering but from the root feeling, the word is used in approximately the same way, but to contend that it designates a bad or inferior sentiment is difficult. The secret strength of its etymology floods the word with another light and gives it a broader meaning: to have compassion (co-feeling) means not only to be able to live with the other’s misfortune but also to feel with him any emotion—joy, anxiety, happiness, pain. This kind of compassion (in the sense of souc/r, wspofczucie, Mitgefuhl, medkansia) therefore signifies the maximal capacity of affective imagination, the art of emotional telepathy. In the hierarchy of sentiments, then, it is supreme.

By revealing to Tomas her dream about jabbing needles under her fingernails, Tereza unwittingly revealed that she had gone through his desk. If Tereza had been any other

woman, Tomas would never have spoken to her again. Aware of that, Tereza said to him, Throw me out! But instead of throwing her out, he seized her hand and kissed the tips of her fingers, because at that moment he himself felt the pain under her fingernails as surely as if the nerves of her fingers led straight to his own brain.

Anyone who has failed to benefit from the Devil’s gift of compassion (co-feeling) will condemn Tereza coldly for her deed, because privacy is sacred and drawers containing intimate correspondence are not to be opened. But because compassion was Tomas’s fate (or curse), he felt that he himself had knelt before the open desk drawer, unable to tear his eyes from Sabina’s letter. He understood Tereza, and not only was he incapable of being angry with her, he loved her all the more.

Her gestures grew abrupt and unsteady. Two years had elapsed since she discovered he was unfaithful, and things had grown worse. There was no way out.

Was he genuinely incapable of abandoning his erotic friendships? He was. It would have torn him apart. He lacked the strength to control his taste for other women.

Besides, he failed to see the need. No one knew better than he how little his exploits threatened Tereza. Why then give them up? He saw no more reason for that than to deny himself soccer matches.

But was it still a matter of pleasure? Even as he set out to visit another woman, he found her distasteful and promised himself he would not see her again. He constantly had Tereza’s image before his eyes, and the only way he could erase it was by quickly getting drunk. Ever since meeting Tereza, he had been unable to make love to other women without alcohol! But alcohol on his breath was a sure sign to Tereza of infidelity.

He was caught in a trap: even on his way to see them, he found them distasteful, but one day without them and he was back on the phone, eager to make contact.

He still felt most comfortable with Sabina. He knew she was discreet and would not divulge their rendezvous. Her studio greeted him like a memento of his past, his idyllic bachelor past.

Perhaps he himself did not realize how much he had changed: he was now afraid to come home late, because Tereza would be waiting up for him. Then one day Sabina caught him glancing at his watch during intercourse and trying to hasten its conclusion.

Afterwards, still naked and lazily walking across the studio, she stopped before an easel with a half-finished painting and watched him sidelong as he threw on his clothes.

When he was fully dressed except for one bare foot, he looked around the room, and then got down on all fours to continue the search under a table.

You seem to be turning into the theme of all my paintings, she said. The meeting of two worlds. A double exposure. Showing through the outline of Tomas the libertine, incredibly, the face of a romantic lover. Or, the other way, through a Tristan, always thinking of his Tereza, I see the beautiful, betrayed world of the libertine.

Tomas straightened up and, distractedly, listened to Sabina’s words.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she asked.

A sock.

She searched all over the room with him, and again he got down on all fours to look under the table.

Your sock isn’t anywhere to be seen, said Sabina. You must have come without it.

How could I have come without it? cried Tomas, looking at his watch. I wasn’t wearing only one sock when I came, was I?

It’s not out of the question. You’ve been very absent-minded lately. Always rushing somewhere, looking at your watch. It wouldn’t surprise me in the least if you forgot to put on a sock.

He was just about to put his shoe on his bare foot. It’s cold out, Sabina said. I’ll lend you one of my stockings.

She handed him a long, white, fashionable, wide-net stocking.

He knew very well she was getting back at him for glancing at his watch while making love to her. She had hidden his sock somewhere. It was indeed cold out, and he had no choice but to take her up on the offer. He went home wearing a sock on one foot and a wide-net stocking rolled down over his ankle on the other.

He was in a bind: in his mistresses’ eyes, he bore the stigma of his love for Tereza; in Tereza’s eyes, the stigma of his exploits with the mistresses.

To assuage Tereza’s sufferings, he married her (they could finally give up the room, which she had not lived in for quite some time) and gave her a puppy.

It was born to a Saint Bernard owned by a colleague. The sire was a neighbor’s German shepherd. No one wanted the little mongrels, and his colleague was loath to kill them.

Looking over the puppies, Tomas knew that the ones he rejected would have to die. He felt like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standing before four prisoners condemned to death and empowered to pardon only one of them. At last he made his choice: a bitch whose body seemed reminiscent of the German shepherd and whose head belonged to its Saint Bernard mother. He took it home to Tereza, who picked it up and pressed it to her breast. The puppy immediately peed on her blouse.

Then they tried to come up with a name for it. Tomas wanted the name to be a clear indication that the dog was Tereza’s, and he thought of the book she was clutching under her arm when she arrived unannounced in Prague. He suggested they call the puppy Tolstoy.

It can’t be Tolstoy, Tereza said. It’s a girl. How about Anna Karenina?

It can’t be Anna Karenina, said Tomas. No woman could possibly have so funny a face.

It’s much more like Karenin. Yes, Anna’s husband. That’s just how I’ve always pictured him.

But won’t calling her Karenin affect her sexuality?

It is entirely possible, said Tomas, that a female dog addressed continually by a male name will develop lesbian tendencies.

Strangely enough, Tomas’s words came true. Though bitches are usually more affectionate to their masters than to their mistresses, Karenin proved an exception, deciding that he was in love with Tereza. Tomas was grateful to him for it. He would stroke the puppy’s head and say, Well done, Karenin! That’s just what I wanted you for.

Since I can’t cope with her by myself, you must help me.

But even with Karenin’s help Tomas failed to make her happy. He became aware of his failure some years later, on approximately the tenth day after his country was occupied by Russian tanks. It was August 1968, and Tomas was receiving daily phone calls from a hospital in Zurich. The director there, a physician who had struck up a friendship with Tomas at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was worried about him and kept offering him a job.

If Tomas rejected the Swiss doctor’s offer without a second thought, it was for Tereza’s sake. He assumed she would not want to leave. She had spent the whole first week of the occupation in a kind of trance almost resembling happiness. After roaming the streets with her camera, she would hand the rolls of film to foreign journalists, who actually fought over them. Once, when she went too far and took a close-up of an officer pointing his revolver at a group of people, she was arrested and kept overnight at Russian military headquarters. There they threatened to shoot her, but no sooner did they let her go than she was back in the streets with her camera.

That is why Tomas was surprised when on the tenth day of the occupation she said to him, Why is it you don’t want to go to Switzerland? ‘

Why should I?

They could make it hard for you here.

They can make it hard for anybody, replied Tomas with a wave of the hand. What about you? Could you live abroad?

Why not?

You’ve been out there risking your life for this country. How can you be so nonchalant about leaving it?

Now that Dubcek is back, things have changed, said Tereza.

It was true: the general euphoria lasted no longer than the first week.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untry had been hauled away like criminals by the Russian army, no one knew where they were, everyone feared for the men’s lives, and hatred for the Russians drugged people like alcohol. It was a drunken carnival of hate. Czech towns were decorated with thousands of hand-painted posters bearing ironic texts, epigrams, poems, and cartoons of Brezhnev and his soldiers, jeered at by one and all as a circus of illiterates. But no carnival can go on forever. In the meantime, the Russians had forced the Czech representatives to sign a compromise agreement in Moscow. When Dubcek returned with them to Prague, he gave a speech over the radio.

He was so devastated after his six-day detention he could hardly talk; he kept stuttering and gasping for breath, making long pauses between sentences, pauses lasting nearly thirty seconds.

The compromise saved the country from the worst: the executions and mass deportations to Siberia that had terrified everyone. But one thing was clear: the country would have to bow to the conqueror. For ever and ever, it will stutter, stammer, gasp for air like Alexander Dubcek. The carnival was over. Workaday humiliation had begun.

Tereza had explained all this to Tomas and he knew that it was true. But he also knew that underneath it all hid still another, more fundamental truth, the reason why she wanted to leave Prague: she had never really been happy before.

The days she walked through the streets of Prague taking pictures of Russian soldiers and looking danger in the face were the best of her life. They were the only time when the television series of her dreams had been interrupted and she had enjoyed a few happy nights. The Russians had brought equilibrium to her in their tanks, and now that the carnival was over, she feared her nights again and wanted to escape them. She now knew there wer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she could feel strong and fulfilled, and she longed to go off into the world and seek those conditions somewhere else.

It doesn’t bother you that Sabina has also emigrated to Switzerland? Tomas asked.

Geneva isn’t Zurich, said Tereza. She’ll be much less of a difficulty there than she was in Prague.

A person who longs to leave the place where he lives is an unhappy person. That is why Tomas accepted Tereza’s wish to emigrate as the culprit accepts his sentence, and one day he and Tereza and Karenin found themselves in the largest city in Switzerland.

He bought a bed for their empty flat (they had no money yet for other furniture) and threw himself into his work with the frenzy of a man of forty beginning a new life.

He made several telephone calls to Geneva. A show of Sabina’s work had opened there by chance a week after the Russian invasion, and in a wave of sympathy for her tiny country, Geneva’s patrons of the arts bought up all her paintings.

Thanks to the Russians, I’m a rich woman, she said, laughing into the telephone. She invited Tomas to come and see her new studio, and assured him it did not differ greatly from the one he had known in Prague.

He would have been only too glad to visit her, but was unable to find an excuse to explain his absence to Tereza. And so Sabina came to Zurich. She stayed at a hotel.

Tomas went to see her after work. He phoned first from the reception desk, then went upstairs. When she opened the door, she stood before him on her beautiful long legs wearing nothing but panties and bra. And a black bowler hat. She stood there staring, mute and motionless. Tomas did the same. Suddenly he realized how touched he was.

He removed the bowler from her head and placed it on the bedside table. Then they made love without saying a word.

Leaving the hotel for his Hat (which by now had acquired table, chairs, couch, and carpet), he thought happily that he carried his way of living with him as a snail carries his house. Tereza and Sabina represented the two poles of his life, separate and irreconcilable, yet equally appealing.

But the fact that he carried his life-support system with him everywhere like a part of his body meant that Tereza went on having her dreams.

They had been in Zurich for six or seven months when he came home late one evening to find a letter on the table telling him she had left for Prague. She had left because she lacked the strength to live abroad. She knew she was supposed to bolster him up, but did not know how to go about it. She had been silly enough to think that going abroad would change her. She thought that after what she had been through during the invasion she would stop being petty and grow up, grow wise and strong, but she had overestimated herself. She was weighing him down and would do so no longer. She had drawn the necessary conclusions before it was too late. And she apologized for taking Karenin with her.

He took some sleeping pills but still did not close his eyes until morning. Luckily it was Saturday and he could stay at home. For the hundred and fiftieth time he went over the situation: the borders between his country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were no longer open. No telegrams or telephone calls could bring her back. The authorities would never let her travel abroad. Her departure was staggeringly definitive.

The realization that he was utterly powerless was like the blow of a sledgehammer, yet it was curiously calming as well. No one was forcing him into a decision. He felt no need to stare at the walls of the houses across the courtyard and ponder whether to live with her or not. Tereza had made the decision herself.

He went to a restaurant for lunch. He was depressed, but as he ate, his original desperation waned, lost its strength, and soon all that was left was melancholy. Looking back on the years he had spent with her, he came to feel that their story could have had no better ending. If someone had invented the story, this is how he would have had to end it.

One day Tereza came to him uninvited. One day she left the same way. She came with a heavy suitcase. She left with a heavy suitcase.

He paid the bill, left the restaurant, and started walking through the streets, his melancholy growing more and more beautiful. He had spent seven years of life with Tereza, and now he realized that those years were more attractive in retrospect than they were when he was living them.

His love for Tereza was beautiful, but it was also tiring: he had constantly had to hide things from her, sham, dissemble, make amends, buck her up, calm her down, give her evidence of his feelings, play the defendant to her jealousy, her suffering, and her dreams, feel guilty, make excuses and apologies. Now what was tiring had disappeared and only the beauty remained.

Saturday found him for the first time strolling alone through Zurich, breathing in the heady smell of his freedom. New adventures hid around each corner. The future was again a secret. He was on his way back to the bachelor life, the life he had once felt destined for, the life that would let him be what he actually was.

For seven years he had lived bound to her, his every step subject to her scrutiny. She might as well have chained iron balls to his ankles. Suddenly his step was much lighter.

He soared. He had entered Parmenides’ magic field: he was enjoying the sweet lightness of being.

(Did he feel like phoning Sabina in Geneva? Contacting one or another of the women he had met during his several months in Zurich? No, not in the least. Perhaps he sensed that any woman would make his memory of Tereza unbearably painful.) This curious melancholic fascination lasted until Sunday evening. .On Monday, everything changed. Tereza forced her way into his thoughts: he imagined her sitting there writing her farewell letter; he felt her hands trembling; he saw her lugging her heavy suitcase in one hand and leading Karenin on his leash with the other; he pictured her unlocking their Prague flat, and suffered the utter abandonment breathing her in the face as she opened the door.

During those two beautiful days of melancholy, his compassion (that curse of emotional telepathy) had taken a holiday. It had slept the sound Sunday sleep of a miner who, after a hard week’s work, needs to gather strength for his Monday shift.

Instead of the patients he was treating, Tomas saw Tereza.

He tried to remind himself. Don’t think about her! Don’t think about her! He said to himself, I’m sick with compassion. It’s good that she’s gone and that I’ll never see her again, though it’s not Tereza I need to be free of—it’s that sickness, compassion, which I thought I was immune to until she infected me with it.

On Saturday and Sunday, he felt the sweet lightness of being rise up to him out of the depths of the future. On Monday, he was hit by a weight the likes of which he had never known. The tons of steel of the Russian tanks were nothing compared with it. For there

is nothing heavier than compassion. Not even one’s own pain weighs so heavy as the pain one feels with someone, for someone, a pain intensified by the imagination and prolonged by a hundred echoes.

He kept warning himself not to give in to compassion, and compassion listened with bowed head and a seemingly guilty conscience. Compassion knew it was being presumptuous, yet it quietly stood its ground, and on the fifth day after her departure Tomas informed the director of his hospital (the man who had phoned him daily in Prague after the Russian invasion) that he had to return at once. He was ashamed. He knew that the move would appear irresponsible, inexcusable to the man. He thought to unbosom himself and tell him the story of Tereza and the letter she had left on the table for him. But in the end he did not. From the Swiss doctor’s point of view Tereza’s move could only appear hysterical and abhorrent. And Tomas refused to allow anyone an opportunity to think ill of her. The director of the hospital was in fact offended. Tomas shrugged his shoulders and said, Es muss sein. Es muss sein.

It was an allusion. The last movement of Beethoven’s last quartet is based on the following two motifs:

To make the meaning of the words absolutely clear, Beethoven introduced the movement with a phrase, Der schwer gefasste Entschluss, which is commonly translated as the difficult resolution.

This allusion to Beethoven was actually Tomas’s first step back to Tereza, because she was the one who had induced him to buy records of the Beethoven quartets and sonatas.

The allusion was even more pertinent than he had thought because the Swiss doctor was a great music lover. Smiling serenely, he asked, in the melody of Beethoven’s motif, Muss es sein?

]a, es muss sein! Tomas said again.

Unlike Parmenides, Beethoven apparently viewed weight as something positive. Since the German word schwer means both difficult and heavy, Beethoven’s difficult resolution may also be construed as a heavy or weighty resolution. The weighty resolution is at one with the voice of Fate ( Es muss sein! ); necessity, weight, and value are three concepts inextricably bound: only necessity is heavy, and only what is heavy has value.

This is a conviction born of Beethoven’s music, and although we cannot ignore the possibility (or even probability) that it owes its origins more to Beethoven’s commentators than to Beethoven himself, we all more or less share, it: we believe that the greatness of man stems from the fact that he bears his fate as Atlas bore the heavens on his shoulders. Beethoven’s hero is a lifter of metaphysical weights.

Tomas approached the Swiss border. I imagine a gloomy, shock-headed Beethoven, in person, conducting the local firemen’s brass band in a farewell to emigration, an Es Muss Sein march.

Then Tomas crossed the Czech border and was welcomed by columns of Russian tanks. He had to stop his car and wait a half hour before they passed. A terrifying soldier in the black Uniform of the armored forces stood at the crossroads directing traffic as if every road in the country belonged to him and him alone.

Es muss sein! Tomas repeated to himself, but then he began to doubt. Did it really have to be?

Yes, it was unbearable for him to stay in Zurich imagining Tereza living on her own in Prague.

But how long would he have been tortured by compassion? All his life? A year? Or a month? Or only a week?

How could he have known? How could he have gauged it? Any schoolboy can do experiments in the physics laboratory to test various scientific hypotheses. But man, because he has only one life to live, cannot conduct experiments to test whether to follow his passion (compassion) or not.

It was with these thoughts in mind that he opened the door to his flat. Karenin made the homecoming easier by jumping up on him and licking his face. The desire to fall into Tereza’s arms (he could still feel it while getting into his car in Zurich) had completely disintegrated. He fancied himself standing opposite her in the midst of a snowy plain, the two of them shivering from the cold.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occupation, Russian military airplanes had flown over Prague all night long. Tomas, no longer accustomed to the noise, was unable to fall asleep.

Twisting and turning beside the slumbering Tereza, he recalled something she had told him a long time before in the course of an insignificant conversation. They had been talking about his friend Z. when she announced, If I hadn’t met you, I’d certainly have fallen in love with him.

Even then, her words had left Tomas in a strange state of melancholy, and now he realized it was only a matter of chance that Tereza loved him and not his friend Z. Apart from her consummated love for Tomas, there were, in the realm of possibility, an infinite number of unconsummated loves for other men.

We all reject out of hand the idea that the love of our life may be something light or weightless; we presume our love is what must be, that without it our life would no longer be the same; we feel that Beethoven himself, gloomy and awe-inspiring, is playing the Es muss sein! to our own great love.

Tomas often thought of Tereza’s remark about his friend Z. and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love story of his life exemplified not Es muss sein! (It must be so), but rather Es konnte auch anders sein (It could just as well be otherwise).

Seven years earlier, a complex neurological case happened to have been discovered at the hospital in Tereza’s town. They called in the chief surgeon of Tomas’s hospital in Prague for consultation, but the chief surgeon of Tomas’s hospital happened to be suffering from sciatica, and because he could not move he sent Tomas to the provincial hospital in his place. The town had several hotels, but Tomas happened to be given a room in the one where Tereza was employed. He happened to have had enough free time before his train left to stop at the hotel restaurant. Tereza happened to be on duty, and happened to be serving Tomas’s table. It had taken six chance happenings to push Tomas towards Tereza, as if he had little inclination to go to her on his own.

He had gone back to Prague because of her. So fateful a decision resting on so fortuitous a love, a love that would not even have existed had it not been for the chief surgeon’s sciatica seven years earlier. And that woman, that personification of absolute fortuity, now again lay asleep beside him, breathing deeply.

It was late at night. His stomach started acting up as it tended to do in times of psychic stress.

Once or twice her breathing turned into mild snores. Tomas felt no compassion. All he felt was the pressure in his stomach and the despair of having returned.

羅生門

Neko — Fri, 05 Mar 1971 00:00:00 GMT

ある日の暮方の事である。一人の下人げにんが、羅生門らしょうもんの下で雨やみを待っていた。

広い門の下には、この男のほかに誰もいない。ただ、所々丹塗にぬりの剥はげた、大きな円柱まるばしらに、蟋蟀きりぎりすが一匹とまっている。羅生門が、朱雀大路すざくおおじにある以上は、この男のほかにも、雨やみをする市女笠いちめがさや揉烏帽子もみえぼしが、もう二三人はありそうなものである。それが、この男のほかには誰もいない。

何故かと云うと、この二三年、京都には、地震とか辻風つじかぜとか火事とか饑饉とか云う災わざわいがつづいて起った。そこで洛中らくちゅうのさびれ方は一通りではない。旧記によると、仏像や仏具を打砕いて、その丹にがついたり、金銀の箔はくがついたりした木を、路ばたにつみ重ねて、薪たきぎの料しろに売っていたと云う事である。洛中がその始末であるから、羅生門の修理などは、元より誰も捨てて顧る者がなかった。するとその荒れ果てたのをよい事にして、狐狸こりが棲すむ。盗人ぬすびとが棲む。とうとうしまいには、引取り手のない死人を、この門へ持って来て、棄てて行くと云う習慣さえ出来た。そこで、日の目が見えなくなると、誰でも気味を悪るがって、この門の近所へは足ぶみをしない事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である。

その代りまた鴉からすがどこからか、たくさん集って来た。昼間見ると、その鴉が何羽となく輪を描いて、高い鴟尾しびのまわりを啼きながら、飛びまわっている。ことに門の上の空が、夕焼けであかくなる時には、それが胡麻ごまをまいたようにはっきり見えた。鴉は、勿論、門の上にある死人の肉を、啄ついばみに来るのである。――もっとも今日は、刻限こくげんが遅いせいか、一羽も見えない。ただ、所々、崩れかかった、そうしてその崩れ目に長い草のはえた石段の上に、鴉の糞ふんが、点々と白くこびりついているのが見える。下人は七段ある石段の一番上の段に、洗いざらした紺の襖あおの尻を据えて、右の頬に出来た、大きな面皰にきびを気にしながら、ぼんやり、雨のふるのを眺めていた。

作者はさっき、「下人が雨やみを待っていた」と書いた。しかし、下人は雨がやんでも、格別どうしようと云う当てはない。ふだんなら、勿論、主人の家へ帰る可き筈である。所がその主人からは、四五日前に暇を出された。前にも書いたように、当時京都の町は一通りならず衰微すいびしていた。今この下人が、永年、使われていた主人から、暇を出されたのも、実はこの衰微の小さな余波にほかならない。だから「下人が雨やみを待っていた」と云うよりも「雨にふりこめられた下人が、行き所がなくて、途方にくれていた」と云う方が、適当である。その上、今日の空模様も少からず、この平安朝の下人の Sentimentalisme に影響した。申さるの刻こく下さがりからふり出した雨は、いまだに上るけしきがない。そこで、下人は、何をおいても差当り明日あすの暮しをどうにかしようとして――云わばどうにもならない事を、どうにかしようとして、とりとめもない考えをたどりながら、さっきから朱雀大路にふる雨の音を、聞くともなく聞いていたのである。

雨は、羅生門をつつんで、遠くから、ざあっと云う音をあつめて来る。夕闇は次第に空を低くして、見上げると、門の屋根が、斜につき出した甍いらかの先に、重たくうす暗い雲を支えている。

どうにもならない事を、どうにかするためには、手段を選んでいる遑いとまはない。選んでいれば、築土ついじの下か、道ばたの土の上で、饑死うえじにをするばかりである。そうして、この門の上へ持って来て、犬のように棄てられてしまうばかりである。選ばないとすれば――下人の考えは、何度も同じ道を低徊ていかいした揚句あげくに、やっとこの局所へ逢着ほうちゃくした。しかしこの「すれば」は、いつまでたっても、結局「すれば」であった。下人は、手段を選ばないという事を肯定しながらも、この「すれば」のかたをつけるために、当然、その後に来る可き「盗人ぬすびとになるよりほかに仕方がない」と云う事を、積極的に肯定するだけの、勇気が出ずにいたのである。

下人は、大きな嚔くさめをして、それから、大儀たいぎそうに立上った。夕冷えのする京都は、もう火桶ひおけが欲しいほどの寒さである。風は門の柱と柱との間を、夕闇と共に遠慮なく、吹きぬける。丹塗にぬりの柱にとまっていた蟋蟀きりぎりすも、もうどこかへ行ってしまった。

下人は、頸くびをちぢめながら、山吹やまぶきの汗袗かざみに重ねた、紺の襖あおの肩を高くして門のまわりを見まわした。雨風の患うれえのない、人目にかかる惧おそれのない、一晩楽にねられそうな所があれば、そこでともかくも、夜を明かそうと思ったからである。すると、幸い門の上の楼へ上る、幅の広い、これも丹を塗った梯子はしごが眼についた。上なら、人がいたにしても、どうせ死人ばかりである。下人はそこで、腰にさげた聖柄ひじりづかの太刀たちが鞘走さやばしらないように気をつけながら、藁草履わらぞうりをはいた足を、その梯子の一番下の段へふみかけた。

それから、何分かの後である。羅生門の楼の上へ出る、幅の広い梯子の中段に、一人の男が、猫のように身をちぢめて、息を殺しながら、上の容子ようすを窺っていた。楼の上からさす火の光が、かすかに、その男の右の頬をぬらしている。短い鬚の中に、赤く膿うみを持った面皰にきびのある頬である。下人は、始めから、この上にいる者は、死人ばかりだと高を括くくっていた。それが、梯子を二三段上って見ると、上では誰か火をとぼして、しかもその火をそこここと動かしているらしい。これは、その濁った、黄いろい光が、隅々に蜘蛛くもの巣をかけた天井裏に、揺れながら映ったので、すぐにそれと知れたのである。この雨の夜に、この羅生門の上で、火をともしているからは、どうせただの者ではない。

下人は、守宮やもりのように足音をぬすんで、やっと急な梯子を、一番上の段まで這うようにして上りつめた。そうして体を出来るだけ、平たいらにしながら、頸を出来るだけ、前へ出して、恐る恐る、楼の内を覗のぞいて見た。

見ると、楼の内には、噂に聞いた通り、幾つかの死骸しがいが、無造作に棄ててあるが、火の光の及ぶ範囲が、思ったより狭いので、数は幾つともわからない。ただ、おぼろげながら、知れるのは、その中に裸の死骸と、着物を着た死骸とがあるという事である。勿論、中には女も男もまじっているらしい。そうして、その死骸は皆、それが、かつて、生きていた人間だと云う事実さえ疑われるほど、土を捏こねて造った人形のように、口を開あいたり手を延ばしたりして、ごろごろ床の上にころがっていた。しかも、肩とか胸とかの高くなっている部分に、ぼんやりした火の光をうけて、低くなっている部分の影を一層暗くしながら、永久に唖おしの如く黙っていた。

下人げにんは、それらの死骸の腐爛ふらんした臭気に思わず、鼻を掩おおった。しかし、その手は、次の瞬間には、もう鼻を掩う事を忘れていた。ある強い感情が、ほとんどことごとくこの男の嗅覚を奪ってしまったからだ。

下人の眼は、その時、はじめてその死骸の中に蹲うずくまっている人間を見た。檜皮色ひわだいろの着物を着た、背の低い、痩やせた、白髪頭しらがあたまの、猿のような老婆である。その老婆は、右の手に火をともした松の木片きぎれを持って、その死骸の一つの顔を覗きこむように眺めていた。髪の毛の長い所を見ると、多分女の死骸であろう。

下人は、六分の恐怖と四分の好奇心とに動かされて、暫時ざんじは呼吸いきをするのさえ忘れていた。旧記の記者の語を借りれば、「頭身とうしんの毛も太る」ように感じたのである。すると老婆は、松の木片を、床板の間に挿して、それから、今まで眺めていた死骸の首に両手をかけると、丁度、猿の親が猿の子の虱しらみをとるように、その長い髪の毛を一本ずつ抜きはじめた。髪は手に従って抜けるらしい。

その髪の毛が、一本ずつ抜けるのに従って、下人の心からは、恐怖が少しずつ消えて行った。そうして、それと同時に、この老婆に対するはげしい憎悪が、少しずつ動いて来た。――いや、この老婆に対すると云っては、語弊ごへいがあるかも知れない。むしろ、あらゆる悪に対する反感が、一分毎に強さを増して来たのである。この時、誰かがこの下人に、さっき門の下でこの男が考えていた、饑死うえじにをするか盗人ぬすびとになるかと云う問題を、改めて持出したら、恐らく下人は、何の未練もなく、饑死を選んだ事であろう。それほど、この男の悪を憎む心は、老婆の床に挿した松の木片きぎれのように、勢いよく燃え上り出していたのである。

下人には、勿論、何故老婆が死人の髪の毛を抜くかわからなかった。従って、合理的には、それを善悪のいずれに片づけてよいか知らなかった。しかし下人にとっては、この雨の夜に、この羅生門の上で、死人の髪の毛を抜くと云う事が、それだけで既に許すべからざる悪であった。勿論、下人は、さっきまで自分が、盗人になる気でいた事なぞは、とうに忘れていたのである。

そこで、下人は、両足に力を入れて、いきなり、梯子から上へ飛び上った。そうして聖柄ひじりづかの太刀に手をかけながら、大股に老婆の前へ歩みよった。老婆が驚いたのは云うまでもない。

老婆は、一目下人を見ると、まるで弩いしゆみにでも弾はじかれたように、飛び上った。

「おのれ、どこへ行く。」

下人は、老婆が死骸につまずきながら、慌てふためいて逃げようとする行手を塞ふさいで、こう罵ののしった。老婆は、それでも下人をつきのけて行こうとする。下人はまた、それを行かすまいとして、押しもどす。二人は死骸の中で、しばらく、無言のまま、つかみ合った。しかし勝敗は、はじめからわかっている。下人はとうとう、老婆の腕をつかんで、無理にそこへ※(「てへん＋丑」、第4水準2-12-93)ねじ倒した。丁度、鶏にわとりの脚のような、骨と皮ばかりの腕である。

「何をしていた。云え。云わぬと、これだぞよ。」

下人は、老婆をつき放すと、いきなり、太刀の鞘さやを払って、白い鋼はがねの色をその眼の前へつきつけた。けれども、老婆は黙っている。両手をわなわなふるわせて、肩で息を切りながら、眼を、眼球めだまが※(「目＋匡」、第3水準1-88-81)まぶたの外へ出そうになるほど、見開いて、唖のように執拗しゅうねく黙っている。これを見ると、下人は始めて明白にこの老婆の生死が、全然、自分の意志に支配されていると云う事を意識した。そうしてこの意識は、今までけわしく燃えていた憎悪の心を、いつの間にか冷ましてしまった。後あとに残ったのは、ただ、ある仕事をして、それが円満に成就した時の、安らかな得意と満足とがあるばかりである。そこで、下人は、老婆を見下しながら、少し声を柔らげてこう云った。

「己おれは検非違使けびいしの庁の役人などではない。今し方この門の下を通りかかった旅の者だ。だからお前に縄なわをかけて、どうしようと云うような事はない。ただ、今時分この門の上で、何をして居たのだか、それを己に話しさえすればいいのだ。」

すると、老婆は、見開いていた眼を、一層大きくして、じっとその下人の顔を見守った。※(「目＋匡」、第3水準1-88-81)まぶたの赤くなった、肉食鳥のような、鋭い眼で見たのである。それから、皺で、ほとんど、鼻と一つになった唇を、何か物でも噛んでいるように動かした。細い喉で、尖った喉仏のどぼとけの動いているのが見える。その時、その喉から、鴉からすの啼くような声が、喘あえぎ喘ぎ、下人の耳へ伝わって来た。

「この髪を抜いてな、この髪を抜いてな、鬘かずらにしようと思うたのじゃ。」

下人は、老婆の答が存外、平凡なのに失望した。そうして失望すると同時に、また前の憎悪が、冷やかな侮蔑ぶべつと一しょに、心の中へはいって来た。すると、その気色けしきが、先方へも通じたのであろう。老婆は、片手に、まだ死骸の頭から奪った長い抜け毛を持ったなり、蟇ひきのつぶやくような声で、口ごもりながら、こんな事を云った。

「成程な、死人しびとの髪の毛を抜くと云う事は、何ぼう悪い事かも知れぬ。じゃが、ここにいる死人どもは、皆、そのくらいな事を、されてもいい人間ばかりだぞよ。現在、わしが今、髪を抜いた女などはな、蛇を四寸しすんばかりずつに切って干したのを、干魚ほしうおだと云うて、太刀帯たてわきの陣へ売りに往いんだわ。疫病えやみにかかって死ななんだら、今でも売りに往んでいた事であろ。それもよ、この女の売る干魚は、味がよいと云うて、太刀帯どもが、欠かさず菜料さいりように買っていたそうな。わしは、この女のした事が悪いとは思うていぬ。せねば、饑死をするのじゃて、仕方がなくした事であろ。されば、今また、わしのしていた事も悪い事とは思わぬぞよ。これとてもやはりせねば、饑死をするじゃて、仕方がなくする事じゃわいの。じゃて、その仕方がない事を、よく知っていたこの女は、大方わしのする事も大目に見てくれるであろ。」

老婆は、大体こんな意味の事を云った。

下人は、太刀を鞘さやにおさめて、その太刀の柄つかを左の手でおさえながら、冷然として、この話を聞いていた。勿論、右の手では、赤く頬に膿を持った大きな面皰にきびを気にしながら、聞いているのである。しかし、これを聞いている中に、下人の心には、ある勇気が生まれて来た。それは、さっき門の下で、この男には欠けていた勇気である。そうして、またさっきこの門の上へ上って、この老婆を捕えた時の勇気とは、全然、反対な方向に動こうとする勇気である。下人は、饑死をするか盗人になるかに、迷わなかったばかりではない。その時のこの男の心もちから云えば、饑死などと云う事は、ほとんど、考える事さえ出来ないほど、意識の外に追い出されていた。

「きっと、そうか。」

老婆の話が完おわると、下人は嘲あざけるような声で念を押した。そうして、一足前へ出ると、不意に右の手を面皰にきびから離して、老婆の襟上えりがみをつかみながら、噛みつくようにこう云った。

「では、己おれが引剥ひはぎをしようと恨むまいな。己もそうしなければ、饑死をする体なのだ。」

下人は、すばやく、老婆の着物を剥ぎとった。それから、足にしがみつこうとする老婆を、手荒く死骸の上へ蹴倒した。梯子の口までは、僅に五歩を数えるばかりである。下人は、剥ぎとった檜皮色ひわだいろの着物をわきにかかえて、またたく間に急な梯子を夜の底へかけ下りた。

しばらく、死んだように倒れていた老婆が、死骸の中から、その裸の体を起したのは、それから間もなくの事である。老婆はつぶやくような、うめくような声を立てながら、まだ燃えている火の光をたよりに、梯子の口まで、這って行った。そうして、そこから、短い白髪しらがを倒さかさまにして、門の下を覗きこんだ。外には、ただ、黒洞々こくとうとうたる夜があるばかりである。

下人の行方ゆくえは、誰も知らない。

容忍与自由

Neko — Mon, 16 Mar 1959 00:00:00 GMT

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耐儿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我们谈到英国史学大师阿克顿（Lord Acton）一生准备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没有写成他就死了。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

布尔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我十七岁的时候（1908）曾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几条《无鬼丛话》，其中有一条是痛骂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榜》的，我说：

《王制》有之：“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吾独怪夫数千年来之排治权者，之以济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黑暗之世界！

这是一个小孩子很不容忍的“卫道”态度。我在那时候已是一个无鬼论者、无神论者，所以发出那种摧除迷信的狂论，要实行《王制》（《礼记》的一篇）的“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一条经典！

我在那时候当然没有梦想到说这话的小孩子在十五年后（1923）会很热心的给《西游记》作两万字的考证！我在那时候当然更没有想到那个小孩子在二、三十年后还时时留心搜求可以考证《封神榜》的作者的材料！我在那时候也完全没有想想《王制》那句话的历史意义。那一段《王制》的全文是这样的：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

我在五十年前，完全没有懂得这一段话的“诛”正是中国专制政体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学术、新信仰、新艺术的经典的根据。我在那时候抱着“破除迷信”的热心，所以拥护那“四诛”之中的第四诛：“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第四诛的“假于鬼神……以疑众”和第一诛的“执左道以乱政”的两条罪名都可以用来摧残宗教信仰的自由。我当时也完全没有注意到郑玄注里用了公输般作“奇技异器”的例子；更没有注意到孔颖达《正义》里举了“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的例子来解释“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故第二诛可以用来禁绝艺术创作的自由，也可以用来“杀”许多发明“奇技异器”的科学家。故第三诛可以用来摧残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

我在五十年前引用《王制》第四诛，要“杀”《西游记》《封神榜》的作者。那时候我当然没有梦想到十年之后我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就有一些同样“卫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制》的第三诛，要“杀”我和我的朋友们。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我自己叙述五十年前主张“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故事，为的是要说明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我到今天还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不信有一个有意志的神，我也不信灵魂不朽的说法。但我的无神论和共产党的无神论有一点最根本的不同。我能够容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也能够容忍一切诚心信仰宗教的人。共产党自己主张无神论，就要消灭一切有神的信仰，要禁绝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这就是我五十年前幼稚而又狂妄的不容忍的态度了。

我自己总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是信神的，居然能有这雅量，能容忍我的无神论，能容忍我这个不信神也不信灵魂不灭的人，能容忍我在国内和国外自由发表我的无神论的思想，从没有人因此用石头掷我，把我关在监狱里，或把我捆在柴堆上用火烧死。我在这个世界里居然享受了四十多年的容忍与自由。我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对我的容忍度量是可爱的，是可以感激的。

所以我自己总觉得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所以我自己不信神，但我能诚心的谅解一切信神的人，也能诚心的容忍并且敬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

我要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因为我年纪越大，我越觉得容忍的重要意义。若社会没有这点容忍的气度，我决不能享受四十多年大胆怀疑的自由，公开主张无神论的自由了。

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一个宗教团体总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必定是错的，必定是异端，邪教。一个政治团体总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必定是错的，必定是敌人。

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已”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试看欧洲的宗教革新运动的历史。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约翰高尔文（John Calvin）等人起来革新宗教，本来是因为他们不满意于罗马旧教的种种不容忍，种种不自由。但是新教在中欧北欧胜利之后，新教的领袖们又都渐渐走上了不容忍的路上去，也不容许别人起来批评他们的新教条了。高尔文在日内瓦掌握了宗教大权，居然会把一个敢独立思想，敢批评高尔文的教条的学者塞维图斯（Servetus）定了“异端邪说”的罪名，把他用铁链锁在木桩上，堆起柴来，慢慢的活烧死。这是1553年10月23日的事。

这个殉道者塞维图斯的惨史，最值得人们的追念和反省。宗教革新运动原来的目标是要争取“基督教的人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何以高尔文和他的信徒们居然会把一位独立思想的新教徒用慢慢的火烧死呢？何以高尔文的门徒（后来继任高尔文为日内瓦的宗教独裁者）柏时（de Beze）竟会宣言“良心的自由是魔鬼的教条”呢？

基本的原因还是那一点深信我自己是“不会错的”的心理。像高尔文那样虔诚的宗教改革家，他自己深信他的良心确是代表上帝的命令，他的口和他的笔确是代表上帝的意志，那末他的意见还会错吗？他还有错误的可能吗？在塞维图斯被烧死之后，高尔文曾受到不少人的批评。1554年，高尔文发表一篇文字为他自己辩护，他毫不迟疑的说，“严厉惩治邪说者的权威是无可疑的，因为这就是上帝自己说话。……这工作是为上帝的光荣战斗”。

上帝自己说话，还会错吗？为上帝的光荣作战，还会错吗？这一点“我不会错”的心理，就是一切不容忍的根苗。深信我自己的信念没有错误的可能（infallible），我的意见就是“正义”，反对我的人当然都是“邪说”了。我的意见代表上帝的意旨，反对我的人的意见当然都是“魔鬼的教条”了。

这是宗教自由史给我们的教训：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自由。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

在政治思想上，在社会问题的讨论上，我们同样的感觉到不容忍是常见的，而容忍总是很稀有的，我试举一个死了的老朋友的故事作例子。四十多年前，我们在《新青年》杂志上开始提倡白话文学的运动，我曾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我说：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独秀在《新青年》上答我道：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我当时看了就觉得这是很武断的态度。现在在四十多年之后，我还忘不了独秀这一句话，我还觉得这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是最容易引起别人的恶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对的。

我曾说过，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四八、三、十二晨

（原载1959年3月16日台北《自由中国》第20卷第6期）

故鄉

Neko — Mon, 10 Jan 1921 00:00:00 GMT

我冒了嚴寒，回到相隔二千餘里，別了二十餘年的故鄉去。

時候既然是深冬；漸近故鄉時，天氣又陰晦了，冷風吹進船艙中，嗚嗚的響，從蓬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

阿！這不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

我所記得的故鄉全不如此。我的故鄉好得多了。但要我記起他的美麗，說出他的佳處來，卻又沒有影像，沒有言辭了。仿佛也就如此。於是我自己解釋說：故鄉本也如此，——雖然沒有進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涼，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變罷了，因為我這次回鄉，本沒有什麼好心緒。

我這次是專為了別他而來的。我們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經公同賣給別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須趕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別了熟識的老屋，而且遠離了熟識的故鄉，搬家到我在謀食的異地去。

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門口了。瓦楞上許多枯草的斷莖當風抖著，正在說明這老屋難免易主的原因。幾房的本家大約已經搬走了，所以很寂靜。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親早已迎著出來了，接著便飛出了八歲的侄兒宏兒。

我的母親很高興，但也藏著許多淒涼的神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談搬家的事。宏兒沒有見過我，遠遠的對面站著只是看。

但我們終於談到搬家的事。我說外間的寓所已經租定了，又買了幾件傢具，此外須將家裡所有的木器賣去，再去增添。母親也說好，而且行李也略已齊集，木器不便搬運的，也小半賣去了，只是收不起錢來。

「你休息一兩天，去拜望親戚本家一回，我們便可以走了。」母親說。

「是的。」

「還有閏土，他每到我家來時，總問起你，很想見你一回面。我已經將你到家的大約日期通知他，他也許就要來了。」

這時候，我的腦裡忽然閃出一幅神異的圖畫來：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邊的沙地，都種著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其間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項帶銀圈，手捏一柄鋼叉，向一匹猹盡力的刺去，那猹卻將身一扭，反從他的胯下逃走了。

這少年便是閏土。我認識他時，也不過十多歲，離現在將有三十年了；那時我的父親還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個少爺。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這祭祀，說是三十多年才能輪到一回，所以很鄭重；正月裡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講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去。我家只有一個忙月（我們這裡給人做工的分三種：整年給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長工；按日給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種地，只在過年過節以及收租時候來給一定人家做工的稱忙月），忙不過來，他便對父親說，可以叫他的兒子閏土來管祭器的。

我的父親允許了；我也很高興，因為我早聽到閏土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紀，閏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親叫他閏土。他是能裝弶捉小鳥雀的。

我於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閏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親告訴我，閏土來了，我便飛跑的去看。他正在廚房裡，紫色的圓臉，頭戴一頂小氈帽，頸上套一個明晃晃的銀項圈，這可見他的父親十分愛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許下願心，用圈子將他套住了。他見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沒有旁人的時候，便和我說話，於是不到半日，我們便熟識了。

我們那時候不知道談些什麼，只記得閏土很高興，說是上城之後，見了許多沒有見過的東西。

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鳥。他說：

“這不能。須大雪下了才好。我們沙地上，下了雪，我掃出一塊空地來，用短棒支起一個大竹匾，撒下秕穀，看鳥雀來吃時，我遠遠地將縛在棒上的繩子只一拉，那鳥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麼都有：稻雞，角雞，鵓鴣，藍背……”

我於是又很盼望下雪。

閏土又對我說：

“現在太冷，你夏天到我們這裡來。我們日裡到海邊撿貝殼去，紅的綠的都有，鬼見怕也有，觀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

“管賊麽？”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個瓜吃，我們這裡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豬，刺蝟，猹。月亮底下，你聽，啦啦的響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輕輕地走去……”

我那時並不知道這所謂猹的是怎麼一件東西——便是現在也沒有知道——只是無端的覺得狀如小狗而很兇猛。

“他不咬人麽？”

“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見猹了，你便刺。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來，反從胯下竄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我素不知道天下有這許多新鮮事：海邊有如許五色的貝殼；西瓜有這樣危險的經歷，我先前單知道他在水果店裡出賣罷了。

“我們沙地裡，潮汛要來的時候，就有許多跳魚兒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兩個腳……”

阿！閏土的心裡有無窮無盡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們不知道一些事，閏土在海邊時，他們都和我一樣只看見院子裡高牆上的四角的天空。

可惜正月過去了，閏土須回家裡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廚房裡，哭著不肯出門，但終於被他父親帶走了。他後來還托他的父親帶給我一包貝殼和幾支很好看的鳥毛，我也曾送他一兩次東西，但從此沒有再見面。

現在我的母親提起了他，我這兒時的記憶，忽而全都閃電似的蘇生過來，似乎看到了我的美麗的故鄉了。我應聲說：

“這好極！他，——怎樣？……”

“他？……他景況也很不如意……”母親說著，便向房外看，“這些人又來了。說是買木器，順手也就隨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

母親站起身，出去了。門外有幾個女人的聲音。我便招宏兒走近面前，和他閑話：問他可會寫字，可願意出門。

“我們坐火車去麽？”

“我們坐火車去。”

“船呢？”

“先坐船，……”

“哈！這模樣了！鬍子這麼長了！”一種尖利的怪聲突然大叫起來。

我吃了一嚇，趕忙抬起頭，卻見一個凸顴骨、薄嘴唇、五十歲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兩手搭在髀間，沒有繫裙，張著兩腳，正像一個畫圖儀器裡細腳伶仃的圓規。

我愕然了。

“不認識了麽？我還抱過你咧！”

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的母親也就進來，從旁說：

“他多年出門，統忘卻了。你該記得罷，”便向著我說，“這是斜對門的楊二嫂，……開豆腐店的。”

哦，我記得了。我孩子時候，在斜對門的豆腐店裡確乎終日坐著一個楊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但是擦著白粉，顴骨沒有這麼高，嘴唇也沒有這麼薄，而且終日坐著，我也從沒有見過這圓規式的姿勢。那時人說：因為伊，這豆腐店的買賣非常好。但這大約因為年齡的關係，我卻並未蒙著一毫感化，所以竟完全忘卻了。然而圓規很不平，顯出鄙夷的神色，仿佛嗤笑法國人不知道拿破侖，美國人不知道華盛頓似的，冷笑說：

“忘了？這真是貴人眼高……”

“那有這事……我……”我惶恐著，站起來說。

“那麼，我對你說。迅哥兒，你闊了，搬動又笨重，你還要什麼這些破爛木器，讓我拿去罷。我們小戶人家，用得著。”

“我並沒有闊哩。我須賣了這些，再去……”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還說不闊？你現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門便是八抬的大轎，還說不闊？嚇，什麼都瞞不過我。”

我知道無話可說了，便閉了口，默默的站著。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錢，便愈是一毫不肯放鬆，愈是一毫不肯放鬆，便愈有錢……”圓規一面憤憤的迴轉身，一面絮絮的說，慢慢向外走，順便將我母親的一副手套塞在褲腰裡，出去了。

此後又有近處的本家和親戚來訪問我。我一面應酬，偷空便收拾些行李，這樣的過了三四天。

一日是天氣很冷的午後，我吃過午飯，坐著喝茶，覺得外面有人進來了，便回頭去看。我看時，不由的非常出驚，慌忙站起身，迎著走去。

這來的便是閏土。雖然我一見便知道是閏土，但又不是我這記憶上的閏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圓臉，已經變作灰黃，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皺紋；眼睛也像他父親一樣，周圍都腫得通紅，這我知道，在海邊種地的人，終日吹著海風，大抵是這樣的。他頭上是一頂破氈帽，身上只一件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索著；手裡提著一個紙包和一支長煙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記得的紅活圓實的手，卻又粗又笨而且開裂，像是松樹皮了。

我這時很興奮，但不知道怎麼說才好，只是說：

“阿！閏土哥，——你來了？……”

我接著便有許多話，想要連珠一般湧出：角雞，跳魚兒，貝殼，猹，……但又總覺得被什麼擋著似的，單在腦裡面迴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臉上現出歡喜和淒涼的神情；動著嘴唇，卻沒有作聲。他的態度終於恭敬起來了，分明的叫道：

“老爺！……”

我似乎打了一個寒噤；我就知道，我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說不出話。

他回過頭去說，“水生，給老爺磕頭。”便拖出躲在背後的孩子來，這正是一個廿年前的閏土，只是黃瘦些，頸子上沒有銀圈罷了。“這是第五個孩子，沒有見過世面，躲躲閃閃……”

母親和宏兒下樓來了，他們大約也聽到了聲音。

“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實在喜歡的不得了，知道老爺回來……”閏土說。

“阿，你怎的這樣客氣起來。你們先前不是哥弟稱呼麽？還是照舊：迅哥兒。”母親高興的說。

“阿呀，老太太真是……這成什麼規矩。那時是孩子，不懂事……”閏土說著，又叫水生上來打拱，那孩子卻害羞，緊緊的只貼在他背後。

“他就是水生？第五個？都是生人，怕生也難怪的；還是宏兒和他去走走。”母親說。

宏兒聽得這話，便來招水生，水生卻鬆鬆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母親叫閏土坐，他遲疑了一回，終於就了坐，將長煙管靠在桌旁，遞過紙包來，說：

“冬天沒有什麼東西了。這一點乾青豆倒是自家曬在那裡的，請老爺……”

我問問他的景況。他只是搖頭。

“非常難。第六個孩子也會幫忙了，卻總是吃不夠……又不太平……什麼地方都要錢，沒有規定……收成又壞。種出東西來，挑去賣，總要捐幾回錢，折了本；不去賣，又只能爛掉……”

他只是搖頭；臉上雖然刻著許多皺紋，卻全然不動，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約只是覺得苦，卻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時，便拿起煙管來默默的吸煙了。

母親問他，知道他的家裡事務忙，明天便得回去；又沒有吃過午飯，便叫他自己到廚下炒飯吃去。

他出去了；母親和我都嘆息他的景況：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母親對我說，凡是不必搬走的東西，盡可以送他，可以聽他自己去揀擇。

下午，他揀好了幾件東西：兩條長桌，四個椅子，一副香爐和燭臺，一桿抬秤。他又要所有的草灰（我們這裡煮飯是燒稻草的，那灰，可以做沙地的肥料），待我們啟程的時候，他用船來載去。

夜間，我們又談些閑天，都是無關緊要的話；第二天早晨，他就領了水生回去了。

又過了九日，是我們啟程的日期。閏土早晨便到了，水生沒有同來，卻只帶著一個五歲的女兒管船隻。我們終日很忙碌，再沒有談天的工夫。來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東西的，有送行兼拿東西的。待到傍晚我們上船的時候，這老屋裡的所有破舊大小粗細東西，已經一掃而空了。

我們的船向前走，兩岸的青山在黃昏中，都裝成了深黛顏色，連著退向船後梢去。

宏兒和我靠著船窗，同看外面模糊的風景，他忽然問道：

“大伯！我們什麼時候回來？”

“回來？你怎麼還沒有走就想回來了。”

“可是，水生約我到他家玩去咧……”他睜著大的黑眼睛，癡癡的想。

我和母親也都有些惘然，於是又提起閏土來。母親說，那豆腐西施的楊二嫂，自從我家收拾行李以來，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裡，掏出十多個碗碟來，議論之後，便定說是閏土埋著的，他可以在運灰的時候，一齊搬回家裡去；楊二嫂發見了這件事，自己很以為功，便拿了那狗氣殺（這是我們這裡養雞的器具，木盤上面有著柵欄，內盛食料，雞可以伸進頸子去啄，狗卻不能，只能看著氣死），飛也似的跑了，虧伊裝著這麼高低的小腳，竟跑得這樣快。

老屋離我愈遠了；故鄉的山水也都漸漸遠離了我，但我卻並不感到怎樣的留戀。我只覺得我四面有看不見的高牆，將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氣悶；那西瓜地上的銀項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來十分清楚，現在卻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母親和宏兒都睡著了。

我躺著，聽船底潺潺的水聲，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與閏土隔絕到這地步了，但我們的後輩還是一氣，宏兒不是正在想念水生麽。我希望他們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來……然而我又不願意他們因為要一氣，都如我的辛苦展轉而生活，也不願意他們都如閏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願意都如別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來了。閏土要香爐和燭臺的時候，我還暗地裡笑他，以為他總是崇拜偶像，什麼時候都不忘卻。現在我所謂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製的偶像麽？只是他的願望切近，我的願望茫遠罷了。

我在朦朧中，眼前展開一片海邊碧綠的沙地來，上面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我想：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一九二一年一月